最近，奶粉、食用油、洗髮水等民生用品紛紛上調價格。其中，雀巢和美讚臣奶粉平均漲價10%；金龍魚和福臨門調整菜油和花生油售價，平均漲幅約8%；日化産品方面，海飛絲、沙宣洗頭水價格上調10%-20%。

　　跑不過劉翔，一定要跑過CPI。這句調侃並不那麼容易實現。2月份CPI回落至3.2%，創近20個月來最低，與前期食品價格漲幅下降有關。然而，生活用品漲價也呈現“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態勢，宏觀調控不能掉以輕心。

　　對於産品因何漲價，商家慣於高舉成本上漲大旗。由於沒有被歸入公共服務範疇，許多商品漲價連“價格聽漲會”的過場都不用走，漲價那叫乾脆利落。其實呢，相對於水、電、氣，難道食用油、奶粉、日化産品就不是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嗎？

　　提出上述質疑，不是“懷念”計劃經濟與僵化定價，而是希望物價主管部門切實履職、對成本與價格進行審慎分析。同時，企業也應提供具有説服力的成本上漲依據，證明自身利潤的合理性與非暴利。必須指出，這不是行政過度干預市場，也不違反市場經濟規則，而是確保市場天平的公正理性，避免信息壟斷與不對稱，不給不良商家串謀哄抬漲價以可乘之機。

　　當然，某些資源價格的上漲是國際性的問題，一些企業確實面臨成本上漲的壓力。但是，天下沒有只賺不賠的買賣。既然是市場經濟，企業顯然也要承擔市場變化帶來的經營風險。企業生存固然需要盈利，但企業沒有理由將成本上漲的壓力全部轉嫁給消費者。換言之，面對生産成本上漲，企業與消費者應當合理地分擔。這之中，如何公平合理地協調與平衡，考驗著市場管理者的智慧。

　　隨著物價的上漲，還會引出另一個問題——勞動者的工資是否也應水漲船高？這種訴求的合理性源於，既然企業能夠以成本上漲為由上調産品價格，勞動者同樣有理由根據生活成本上漲要求漲工資。可在現實中，不少勞動者的工資上漲卻是緩慢的，甚至數年紋絲不動。究其原因，僅憑勞動者一對一地與資方議價，效果往往不佳，時常會遭遇老闆“漲薪沒門，不願幹走人”的蠻橫回應。“只許”産品漲價，“不許”工資聯動，加劇了民生之艱。

　　對此，勞動者的娘家人不能等閒視之，一些地方的工會組織推出的工資集體協商大有可為。實行工資集體協商，一方面有助於從相對全面的角度審視市場，在勞動者的生活成本與企業的經營效益之間進行權衡，實現社會分配的相對公平與公正；另一方面，此舉可以避免勞動者單獨與資方談判的勢單力薄，同時也能夠鞏固工會組織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遏制通脹、保障民生是全局性的課題。各地政府還應將物價上漲與低保金上調挂鉤，切實保障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基本生活。社會更須警惕和避免，企業盈利以犧牲普通勞動者利益為代價。政府的各項宏觀調控，理當以百姓利益為先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