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呼籲慈善體制改革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但是制度層面上的“頂層設計”至今沒有出現真正的突破；雖然各個地方針對慈善公益組織的“官治與管制”開始顯著鬆綁，但是公眾對社會公益慈善的現狀依然不滿。歸根結底，官民不分的慈善體制不破，中國慈善公益組織只能在修修補補中艱難前行。

　　根據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日前公佈的“北京、上海、廣州市民看社會慈善救助”民調顯示，救助機構透明度不夠、存在貪污腐敗及欺騙等行為阻礙了社會慈善救助事業發展。由此，“北上廣”市民對當下社會慈善救助現狀評價較差就不足為怪。

　　如果從眾多草根性質的慈善公益組織的角度來看，上述民調其實反證了他們的艱難處境。廣東一個“坤叔助學團隊”的經歷，就是這樣一種完整的驗證。1988年，東莞民營企業家坤叔面對貧困學生的求助，開始了其自發的助學之旅。11年後不惜放棄生意，開始了專業的助學活動。他租的一個110多平方米房間，既是其“千分一”助學組織的辦公室，也是助學者和被助學者的聯絡站。幾十年來有近4000名貧苦孩子得到了其救助，然而坤叔及其團隊在民間贏得好口碑的同時，在官方那裏卻一直沒有合法的身份。名不正則言不順，對於一個專事公益活動的組織來説，這無疑就是致命的缺陷。2005年起，坤叔開始向民政部門申請組織的身份認證，可惜沒有哪一個部門願意成為他們的“婆家”。直到2011年8月5日，東莞出臺社會組織登記新政，“坤叔助學團隊”這樣的公益組織才不需要再尋找挂靠主管單位了。

　　長達7年的申請，坤叔公益團隊的“轉正”之路頗為週折。這一次沒有了以往的那種限制，但想要註冊的“東莞千分一公益協會”的卻因名稱問題未被批准。後來，由於省委書記汪洋的批示、並要求派工作組解決有關登記問題，這個助學組織才得以註冊成功。

　　取得合法身份的過程難以自然而然；有了合法身份，坤叔的糾結也隨即而來：一方面是社會賦予了“千分一”更大的期望，這超越了“千分一”本身所能承受之重；另一方面，“是否應該接受社會捐款”更成為難題。因為，想幫助更多的人，確實需要社會捐贈。如果要擴大受助範圍，就得請專職的工作人員，只有他一個人專職助學的組織顯然難以維持。

　　接受社會捐贈所面對的風險令“千分一”望而卻步，“千分一”不敢放開社會捐贈的口子。坤叔的憂慮在於：“一個慈善團體所接受社會捐贈的費用怎樣用才算合規、合法，或者社會捐贈的比例多大時須聽從社會捐贈者的意願，甚至社會捐贈者在捐贈物資時是否已經承認了委託等等，都沒有具體的法律條例可循。”

　　轉正後近半年，“千分一”卻難有更大的作為，原因在於坤叔“對下一步該怎樣走，真的很迷茫”。

　　在廣東省內，成立社會組織將不用再找業務主管部門，可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廣東各級政府也開始購買社會組織的服務。然而，慈善公益事業的困局並沒有因為類似廣東省在社會組織管理上的突破而化解。準確的説，政府放開NGO管理只是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要一步，至少政府與社會的邊界就沒有厘清，社會管理制度和法規的完善遠遠落後於社會組織的發展。

　　草根民間組織的成長需要土壤更需要空間，這需要官辦慈善組織的去行政化，需要打破慈善資源的壟斷；與此同時，政府的指引不能缺失，政府對慈善組織的培育、監管更是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