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湯景泰副教授

　　(暨南大學輿情研究中心)

　　自《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公開徵求意見以來，其中新增或修改條例不少都引發了熱烈討論甚至質疑。特別是草案第46條：“錄音製品首次出版3個月後，其他錄音製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條件，使用其音樂作品製作錄音製品。”由於該條特別提到了音樂製品，並且明確錄音製作者在“不經著作權人許可”的條件下即可使用其作品，結果許多音樂人都對此表示出特別不滿，並且多數討論者都認同某著名音樂人的看法，即“新草案是在變相鼓勵盜版、損害原創者利益。”一時間，《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幾欲陷入人人喊打之境。

　　但認真分析該草案具體規定，並結合世界範圍內的立法案例來看，輿論指責並非言之鑿鑿。有網友認為，“修改草案第46條的適用，不能單獨理解，應結合修改草案第48條、50條、59條理解和適用，互相制約。”一些微博上經加V認證的律師也在支持加強保護版權人利益的前提下，指出《著作權法》(修改草案)的相關規定“符合一般慣例，錄音製品的法定許可制度，我國《著作權法》早規定了。”另外，有記者蒐集了歐美等一些發達國家的著作權法案並採訪了海外律師，發現類似規定其他國家也有。從已有證據來看，《著作權法》(修改草案)廣受詬病的“親盜版而傷原創”，實屬輿論誤讀。

　　被輿論誤讀，《著作權法》(修改草案)並非孤案。近年來，不少熱點事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後，才發現原來輿論是被蒙蔽了雙眼。例如，被認為中國社會道德滑坡標誌性事件的南京“彭宇案”就是典型。其它如所謂醫院“八毛門”、“進境200元奶粉須繳稅”等，也全係誤讀。誤讀不斷涌現，並不能苛責輿論本身。因為輿論並非一貫正確，誤讀發生就如人際交往中的誤解一樣，實乃無可避免。公眾的解讀依賴於他們掌握的信息，在當今我們努力推動信息公開的形勢下，其實是公眾信息掌握不充分的現實。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公眾信息掌握程度受限，誤讀自然難免。另外，即便信息充分公開，誤讀也是難免。當今中國社會已進入改革深水區，在改革進程中，各利益團體基於各自的立場，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解讀，也屬自然。因此，我們應該認識到，輿論誤讀是無法避免的現象。因而需要重要的是如何盡可能地減少輿論誤讀，降低其風險。

　　信息充分公開，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良好的信任狀態，是減少輿論誤讀的有效措施。但是回顧已有案例，面對輿論誤讀，涉事主體出於各種難以明言的考慮，往往選擇沉默，任憑輿論喧囂，結果卻是放大了誤讀風險。“彭宇案”被誤讀了6年，遲至今年年初主管部門才揭示當時真相，但該事件卻已貽害無窮。對於出於利益考量導致的誤讀而言，建立合理合法的利益博弈機制，也是避免因輿論壓力而朝令夕改的有效應對之道。就如此次《著作權法》的修改，眾多音樂人的質疑其實是利益表達的一種形式，這對於該草案的完善無疑大有裨益。總而言之，對於輿論誤讀，及時應對、妥善利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