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永州市道縣客運辦原主任劉春生，在短短3年間通過各種手段，夥同他人套取了國家百餘萬元成品油補貼款。不過，更具諷刺意味的現實是，劉春生貪污案發當年的下半年，當地政府部門負責人依舊囑咐公交企業負責人繼續造假套錢，以防上級部門發現破綻。（《法治週末》4月4日）

　　短短3年時間就套取了國家百餘萬元的成品油補貼款，如果因此歸咎於制度約束不力，肯定會有人鳴冤叫屈。因為，按照相關規定，成品油補貼申報有嚴格的審核制度，涉及縣客運辦、縣城管局、縣財政局、市公用事業局、市財政局、省交通廳、省財政廳以及中央相關部門，中間有8道審核關卡，即便刨去“監守自盜”的縣客運辦，也還有7道防線。按理説，這樣的制度約束不可謂不嚴。

　　可就是這麼多道防線，最終都形同虛設。雖然其中有責任心或者所謂人手不夠的問題，比如其中有些部門就解釋逐一核實並不現實，還有的部門下去核實時遇到車在外面跑就作罷，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從當地政府負責人在案發後依舊囑咐繼續造假套錢從而防止事發，就足以看出，一些負責監管的部門，由於違規行為對本地本部門有益處，對此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大力協助”，比如案發時就有當地交警、城管、財政等部門為涉事者出具虛假證明或修改相關説明文件。

　　造成這種現象，深層次的原因在於，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之間，在違規行為上具有利益關聯性，違規套現行為雖然損害了國家利益，但並沒有損害當地利益，所以當地相關監管部門並沒有嚴格監督的積極性。另外，一旦東窗事發，這些監管失職的部門，要為之承擔“監管不力”的“政績連帶責任”，於是這些監管部門在事發後不是全力查處，而是竭力掩蓋，力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一旦監督者和被監督者之間具有利益關聯性，即便兩者不一定會結成利益共同體，至少監督者也不會“過於較真”。在自上而下的監督體制之中，越是更上級的監督者，其監督越是具有象徵性的程序監督而非實質監督，需要更多仰賴下級職能部門的“實質監督”。這樣一來，看似有那麼多道防線重重設限，但實際上是“處處高壓線，處處不帶電”，很容易就會出現“道道防線看不住，違規已過萬重山”。

　　從這個意義上講，看制度約束是否有效，衡量標準不是有多少道防線，甚至很多時候，防線越多，監督效果反倒越尷尬。不只是違規套取成品油補貼現象，幾乎所有的權力違規行為，都是如此。正如那句被許多人反復引用的話，“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險，同級監督太難，紀委監督太軟，組織監督太短，法律監督太晚”。一些貪腐官員，能夠屢屢輕易突破這麼多道防線，本身就是最有説服力的例證。

　　事實上，要增強制度的約束力，並沒有太多深奧的道理，就是要形成權力之間的制衡，也就是説，在權力制衡關係鏈條上的所有主體，既是監督者，也是被監督者，某一主體的違規行為，就意味著相應部門的失職，應當為此承擔“防線失守”的責任。否則，再多的制度防線，到最後都容易形成一個“監督死結”，剪不斷，理還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