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高職院校的填報率、錄取率、報到率，在各省市普遍不高。”這個議題在今年兩會上又一次被提起。有代表、委員指出，高職院校目前存在“兩個70%”現象──錄取率70%，報到率70%，兩者相乘，實際招到的人數僅有招生計劃的一半。

　　如果説從1999年起，高校招生規模逐年擴大，高考錄取率逐年上升，直接導致大學的門檻一降再降，讓越來越多的考生切實感到了“不想上大學都難”，那麼自2008年開始，生源逐年下降的“寒流”，必然使被列為最低批次錄取的高職院校最先進入“嚴冬”。而這個處在高等教育招生鏈末端的方陣，每年招生人數約佔全國高考計劃招生總人數的“半壁江山”。

　　“高職院校要走出生源困境，就應該主動尋找生源。”麥可思教育諮詢公司總裁王伯慶建議，這些院校不要再把生源鎖定在18～22歲，而要嘗試向社會開放，擴大生源的年齡層，承辦各種技能考證培訓課程和提升職業能力的長短期培訓課程，積極吸納30歲左右的社會勞動者，通過不一樣的錄取方式和教育方式，加大社會培訓的比重，提高社會培訓的質量。如此，既可以彌補高職院校生源的缺口，又可以為國家的産業升級提供人才保障。

　　據悉，這個拓展生源空間的思路源自麥可思的一項調查：2007屆大學畢業生3年內有27%主動接受過自費的培訓，其動因皆出於提升個人綜合素質的需要，或為在現有崗位做好工作爭取晉陞，或為轉換職業或行業做準備。由此可知，即使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從業後仍有接受培訓的需求，而那些沒有大學文憑的社會勞動者，這種需求只會更大。一些高職院校只要開發相應的培訓內容，就可以充分順應這些社會勞動者的需求。

　　對於目前一部分已經啟動註冊入學、申請入學改革，以及一部分正在施行校企合作的訂單式培養的高職院校，有專家提出，不妨還可以放寬戶籍限制，允許高中畢業多年的社會勞動者不分戶籍自主提出申請。這種生源空間的拓展，不僅會進一步推動高職院校走出生源困境，而且可以使國內那些選擇同樣低端且耗資不菲的“垃圾留學”的家庭減少，更或許還將在很大程度上有助於解決異地高考難題。

　　從根本上説，高職院校遭遇的生源困境，是中國高等教育長期固守封閉格局使然。一些高職院校既無力改變體制給自己設定的低端身份，又在一年又一年完不成招生計劃時，不能通過多次招生、放開招生來解決。在一些不優秀的考生只是追求有學可上時，國內部分空置的高職資源卻沒有給他們提供這種選擇的空間，而是眼睜睜地看著越來越多的學生被家長選擇了“垃圾留學”的生涯。

　　除了體制的外部因素，高職教育自身的問題也令人糾結。比如同樣都是“寬進”，國外大多教育機構還堅守“嚴出”，即著力於把好培養關和畢業關，而國內一些高職院校對學生的培養則往往以“寬出”終了。國內高職教育多年來在考生報考時和人才市場中均受“冷落”，與這種“寬出”的低層次辦學不無關係。只有打破計劃體制對高職教育發展的羈絆，讓“以質量求生存”真正落到滿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中，高職院校才有望獲得發展的活力。（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