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上午，廣州市民夏女士領著3歲的女兒上幼兒園。在路過廣州天河區法律服務大廳時，夏女士的女兒嚷著肚子痛，要讓廁所，她試圖向服務大廳工作人員借用廁所，被拒絕。最終，在好心人幫助下，女童附近一個私人辦公室解決了內急。這番遭遇被夏女士發上了微博。很快，廣州市司法局官方微博@廣州司法作了回應，要求夏女士體諒法律服務大廳工作人員，還説如果每個人走到那裏都要求借廁所用，就存在重大安全隱患。此説被眾多網友痛批。當日下午，@廣州司法發出道歉微博。（4月1日《信息時報》）

　　3歲女童當然不能帶來什麼“重大安全隱患”。@廣州司法的前一條微博實際上也沒有表達將女童看為隱患（製造者）的意思，而是想説，如果讓女童借用服務大廳廁所，那麼此例一開，其他市民也就有理由來借用廁所，服務中心不好管理。但這個意思被招致輿論強烈反彈的“重大安全隱患”一詞給湮沒了，還得怪司法局官方微博管理人員自己表達不當。

　　那麼，拋開表達不當的詞彙，@廣州司法這條微博，所説有沒有道理呢？正如微博上不少網民所駁斥指出的，境外許多城市的政府機關都能將廁所借用給市民和遊客，公務人員的態度也很好。從未聞哪個國家哪個城市，出現過因政府機關廁所借用給外人而導致的重大安全事故。

　　@廣州司法以及該單位下屬的天河區法律服務大廳，就市民借用廁所一事存在的真正顧慮是什麼呢？在筆者看來，這是一些單位根深蒂固“大院思維”的體現，即單位以圍墻等隔離設施圈起來的區域，就只是該單位的地盤，無論是廁所、停車位還是其他服務設施，都只能服務於所屬單位的公務員。這些單位為此建立了完備的管理制度，要求門衛、保安及後勤管理部門認真按制度辦事。從這個意義上講，天河區法律服務大廳那位身著制服、拒絕女童借用本單位廁所的職員，拒絕變通，錯不在其個人。

　　另一方面，包括司法局機關和法律服務大廳這樣的辦公場所，廁所衛生等工作通常經量化確定，外包給保潔公司或由保潔工人完成，作業要求及配套經費早已固定列入合同。如果要求司法局下屬單位向市民開放廁所，那麼首先應解決好由此增大的廁所衛生工作要求所需增加的資金。

　　廣州市自2003年起，就要求車站、醫院、酒店、餐飲店、公園、商場等公共場所和經營場所的廁所，有義務對外開放，並自行承擔廁所的清潔和日常維護費用。這極大緩解了公廁不足帶給廣州市民和來廣州旅行的遊客的尷尬。問題是，既然許多企業都被要求履行廁所等配套設施免費向市民開放的社會責任，本來就承擔著公共服務職責的政府部門就沒有理由推諉同樣的義務。國外許多地方的實例足以證明，非涉密的政府設施向市民和遊客開放，並不會造成安全等問題，至於經費增加，人家肯德基麥當勞都負擔得起，難道我們的公僕機關在這方面還要裝窮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