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副市長吉林3月28日在參加“2012年推進城南行動計劃”工作部署會時透露，今年前兩個月，北京市財政收入呈現負增長，到3月20日仍然是負增長0.9%。事實上，前兩個月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不僅是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城市，財政收入都出現了令人吃驚的“負增長”。（《新京報》3月30日）

　　北上廣等一線城市集體出現“負增長”，是近年來少有現象。除經濟放緩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數太高、春節假期影響，以及房地産業收入減少，個人所得稅、營業稅結構性減稅減收等有很大的關聯，特別是在CPI持續下降的背景下，直接會導致流轉稅的減少。當然，還與世界經濟不景氣，歐債危機仍在發酵，以及經濟本身處於減速週期有很大聯絡。

　　不少專家學者和網友對此表示擔憂，但倘若換個視角看待，財政收入“負增長”卻是一個矯正社會不公的最好契機。一方面，能矯正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上的不公。財政的跳躍式增長，會加重國民的稅收負擔，對居民收入增長形成“擠壓”，陷入“國富民不富”的怪圈。因減稅而帶來的財政收入負增長，不僅有利於提高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扭轉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而且也能為“保增長、擴內需”打下良好基礎。

　　另一方面，“負增長”也能矯正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與民爭利。統計表明，我國行政管理支出20年間增長30倍，同期財政支出增長15倍，我國成為世界上行政成本較高的國家。整個財政收入猶如一個蛋糕，如果政府自身切下來的多，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錢自然就少。如果利用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時機，“強迫”政府嚴格控制行政成本，就能改善政府在行政支出上與民爭利的現象。

　　最後，“負增長”也能倒逼政府考慮經濟結構轉型。由於我國內需長期以來難以真正提振，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外貿出口不可持續等因素，進行經濟結構轉型已迫在眉睫。這不僅考驗著企業家的智慧和應變能力，也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因此，應當充分利用“負增長”實現轉“危”為“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