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副市長吉林3月28日在參加“2012年推進城南行動計劃”工作部署會時透露，今年前兩個月，北京市財政收入呈現負增長，到3月20日仍然是負增長0.9%。事實上，前兩個月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不僅是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城市，財政收入都出現了令人吃驚的“負增長”。(《新京報》3月30日)

　　北京、上海和廣州一線城市，包括重慶等二線城市的財政收入，集體出現令人吃驚的“負增長”，這是近年來少有的現象。倘若分析原因，除了經濟放緩之外，和去年各地基數太高、春節假期影響，以及房地産業收入減少，個人所得稅、營業稅結構性減稅減收等有很大的關聯，特別是在CPI持續下降的背景下，直接會導致流轉稅的減少。當然，還與世界經濟不景氣，歐債危機仍在發酵，以及經濟本身處於減速週期有很大聯絡。

　　顯然，全國不少地方的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是預料之中的事情。然而，筆者發現，有不少專家學者和網友對此表現出異常的擔憂和不安。其實，倘若我們換個視角看待財政收入“負增長”，卻能化“危”為“機”，成為矯正社會不公的最好契機。

　　一方面，能矯正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上的不公。在承認財政高速增長是社會巨大進步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財政的跳躍式增長所帶來的負面效應不容忽視：其一，會加重國民的稅收負擔。從2000年進入《福布斯》統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雖然稅務總局對此給予否認，但我國稅率偏高卻是事實。此外，如果國家財政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國民的收入增長速度，大量財富會源源不斷流入國家，自然會對居民收入增長形成一定程度上的“擠壓”，陷入“國富民不富”的怪圈。

　　近年來，政府佔國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佔比重則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現在，因減稅而帶來的財政收入負增長，不僅有利於提高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徹底扭轉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而且也能為實現最近中央經濟會議所提出的“保增長、擴內需”的目標，打下良好基礎。

　　與此同時，也能矯正政府在行政支出上的與民爭利。統計表明，我國行政管理支出從1986年的220億元增長到2005年的6512億元，20年間增長30倍，年均增長率19.5%；同期，財政支出增長15倍，年均增長率15.4%，我國成為世界上行政成本較高的國家。

　　整個財政收入猶如一個蛋糕，如果政府自身切下來的多，那麼，用在老百姓身上的錢自然就少。如果利用財政收入出現負增長的時機，“強迫”政府嚴格控制行政成本，就能終結政府在行政支出上與民爭利的現象。

　　更為重要的是，也能倒逼政府考慮經濟結構轉型。現在的問題是，我國內需消費長期以來難以真正提振，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外貿出口不可持續，比如，今年前兩個月，深圳進出口總額為562.89億美元，同比下降3.5%，其中出口327億美元，同比下降6.0%，這些情況的存在，無疑正倒逼中國進行經濟結構轉型探索。至於經濟結構如何轉型，不僅考驗著企業家的智慧和應變能力，也是國家和各級政府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