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北京金隅隊球員馬布裏在比賽即將結束時慶祝。

　　3月28日，北京五棵松籃球館，CBA總決賽北京隊對廣東隊第四場現場，氣氛熱烈球迷吶喊聲震天，令人擔心的京罵並未出現。

　　就在一週前的3月21日，總決賽第一場，同樣的場館，同樣的對手，18000名球迷的京罵聲通過電視直播傳遍全國。為避免再次出現這種情況，第四場比賽前，中國籃協發出警告:“若再次出現大面積‘京罵’，將考慮取消北京男籃主場資格。”

　　僅僅因為“京罵”取消主場資格，既無規則上的依據，也無處罰先例。如果籃協真的這麼做了，並因此影響甚至決定最終冠軍歸屬，其做法恐難得到廣泛認同。不過，今天不説這個話題。筆者想探究的是:困擾京城近20年的“京罵”，何以在一夜之間銷聲匿跡?

　　“京罵”伴隨著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化“起步”，之後傳到京城各種比賽現場，甚至國際賽場也偶有耳聞。有人認為這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無傷大雅，但是，當現場十來歲的孩子都“出口成臟”的時候，對這座城市而言，這決非榮耀。近二十年來，北京市有關部門、球迷協會等各種組織沒少做説服、引導工作，但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次，籃協一句“再罵就取消主場資格”，立竿見影。因為它號準了球迷的脈。球迷最希望的是什麼?是主隊獲勝。如果罵沒有任何風險，那麼，罵一罵，痛快下嘴，同時擾亂對手，會成為部分球迷的選擇。然而，當罵意味著可能失去主場進而輸掉系列賽的時候，球迷就會作出理性選擇。可見，球迷並非沒有自我凈化的能力，之前只是沒有自我凈化的動力。

　　自我凈化的動力來自修身養性的自覺性，固然好，但如果現實達不到每個人都這樣，那麼，“逼”著他們提高素質的動力，就可以來自對收益與代價的理性權衡。新加坡社會秩序井然，人們稱之為“重罰下的文明”:在開放冷氣的場所吸煙，罰款500新元(一新元約合人民幣5元);行人過街闖紅燈或不走斑馬線，罰款20新元;隨地吐痰罰70新元;亂丟廢棄物罰款500新元……對自己不當行為可能導致不利後果的明確預知，讓一些人選擇檢點。

　　我並非認為“處罰萬能”，更不是宣揚“重刑主義”——有效不意味著正當，讓違規行為付出代價須“錯罰相當”。但放眼社會生活，我們必須承認，一些領域的問題積重難返，和多年缺乏明確治理規則有關。比如公款吃喝，一年全國吃掉幾千億元，除了“該吃的”，也少不了“不該吃的”，但似乎沒有誰因為吃了“不該吃的”而承擔不利後果。

　　“橫行”賽場近20年的“京罵”，因為籃協一句“再罵取消主場資格”而消失，值得研究。一些“老大難”問題，在多年苦口婆心已經被證明無效的情況下，“重拳”是可以一試的選擇。懸念在於:如果有時候這拳要打向規則制定者自己，他們還會出拳嗎?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