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足協管理體制的改革，關鍵在於總局是否放權。只有總局下定決心放手，足協才能徹底實現協會制。”本報記者多方徵詢看法，大家的一致意見正是：改革關鍵不在足協，在總局。

　　在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制度下，最大的行政干預體現，就是總局插手中國足協的各項事務。從職業聯賽的賽制、組織模式，到青少年的培養和國家隊主帥的聘任，處處都有總局干預的痕跡。從王俊生到閻世鐸再到謝亞龍和南勇，甚至包括韋迪，他們領導下的中國足協，受制于體制，首先要對總局負責。可以説，中國足協就是總局的一個“執行辦公室”。據説，謝亞龍執政時就曾自嘲“足協是總局的辦公室”，他只是個“辦公室主任的角色”。

　　如此尷尬的定位和角色，讓足協的工作重點，不得不圍繞著奧運會和全運會進行。備戰奧運時，總局領導不僅干涉聯賽賽程的制定，要求必須為國奧讓路，當崔大林主管足球時，甚至要求國家隊備戰世界盃預選賽和國奧備戰奧運會的時間，每年不少於180天，留給聯賽的時間不過6個月……聯賽紀律處罰、國字號集訓和備戰計劃、商務開發等等，都必須聽命于相關領導，足協的確成了“辦公室”。2004年和2005年，總局領導強令中超效倣NBA，採取南北分區賽制，要不是郎效農等人拼死扛住，只要把方案遞到總局，中超就將被割裂……

　　不僅如此，總局領導還頻頻插手各級國字號隊伍的主帥選拔。米盧是徐寅生當年一句話的結果，裴恩才擔任女足主帥，也是通過總局領導完成的；崔大林還曾點名福格茨擔任2008國奧主帥。2011年8月用卡馬喬換掉高洪波，總局領導沒有向高層陳述換帥時機不合適，只要求足協必須換掉高洪波……至於足協的管辦分離等問題，總局領導撥專款要求政策法規司等部門調研完成改革方案，而不是由最熟悉情況且最應該扮演主要角色的中國足協來主導。當總局相關調研單位的方案實在不切合中國足球實際時，才不得不讓足協上位拿方案。所有這些表明，總局把足協牢牢掌握在了手掌中。

　　因此，無論是協會化還是“小中心、大協會”，都需要總局放權。只有總局放權，改革才能進行。協會化是發展趨勢和方向，是足協與國際接軌的最好體現。但這也意味著總局全面放手，不再擁有對中國足球的管理和控制權。總局也需要更大的勇氣，才能讓足協達到改革的目的。當然，總局的顧慮，可能是一旦足協徹底協會化，籃協、排協等也將紛紛效倣，總局將失去對多個項目中心的控制權，這可能讓他們在行政體制範圍內難以接受。正因如此，就更需要他們拿出極大的勇氣。另外，足協協會化，還意味著總局高層將失去足協主席位置。因為，依靠選舉，對足球業務並不熟悉的總局高層似乎很難當選。

　　其實多年以來，外界詬病的並非足協本身，而在於總局和足協的行政關係。總局放權其實很簡單，就是利用“小”的足管中心實施監管並制定相關的法規政策，然後由足協自行決定與業務有關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