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則報道引起廣泛關注，廣東東莞一名保安用了一個多小時把一名困于懸崖上的小夥子救下來，其後希望小夥子對其説聲“謝謝”而不得;另有一名清潔工撿到一部昂貴手機後想要200元報酬，失主有怨言(據3月22日《南方都市報》)。

　　兩位助人者助人後，一個求精神之肯定，一個求物質之獎勵，看似有求，實則無非是要求對其助人行為表示認同。這似乎與我們要求的做好事不留名有違，但歷史證明，做好事者哪怕是雷鋒，依然會在日記本上留下一筆，作為自己精神財富之增值、人格魅力的成長點。雷鋒助人，何嘗沒有得到別人的感謝，獲得的精神愉悅又豈是區區鈔票能計?

　　對助人者如何獎勵，廣州曾有探索，就拿失物歸還來説，就規定了要以金額的一定比例給予助人者，以獎勵其善行;東莞當地就有見義勇為基金，專門用於獎勵見義勇為者，這並非就是以金錢衡量其助人價值，而是善行需要鼓勵提倡，以形成風氣。

　　然而，矛盾也就存在於此。當前社會對見義勇為給予重獎並無異議，可對於撿到東西的人主張的報酬，往往就很不痛快。個中原因還是傳統的道德觀念使然。在當前的道德語境下，強行以古代路不拾遺的標準來衡量、要求公眾，無異於緣木求魚。

　　讓助人者獲得物質及精神的回報，為世界多數國家接受，可謂通行的規則。德國及我國台灣都在民法典中有規定，對遺失物拾得人的報酬請求權予以支持，這是主張物質的利益。從精神層面講，助人者更應獲得深深的敬意，日本人的深鞠躬想來對中國公眾而言並不陌生。

　　可見，清潔工求經濟獎賞，保安盼精神肯定，都是人之常情，只要不過度，都應該予以滿足。不僅要滿足，更應給予表彰。否則，保安難免心涼，勢必轉變為別人苦難的看客;清潔工也許只限于清掃自家門前雪，無視他人財物之損失。

　　當我們執意于用傳統道德要求他人，強迫助人者無限高尚時，而自身卻只知佔有、分毫不肯付出，真正行的是律人嚴而待己寬的準則，其危害，恐怕不僅無助於社會道德的重建，更將加速道德之滑坡，演繹到最後，對“我為人人，人人為我”道德新風尚之設想無異於一個道德烏托邦。從這個意義講，肯定善行哪怕是滴水之恩情都是一項行善，獎勵善行，哪怕是區區一個“謝謝”，都是對這個社會負責，都是推動道德之光照進現實的偉大努力之一。寧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