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觀察

　　十年前，農村人付梅花做“鐘點工”，很多人還不知道這個新鮮詞，她也是第一次聽到。那時，她的同行少，僱主也少，時薪是5─10元/小時。

　　十年後，周邊樓盤如雨後春筍般建起，居住環境改善；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不得不把精力和時間更多地投入到工作和學習之中，無暇顧及家庭繁瑣的勞動和事務。而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社會對家務勞動社會化的需求提高。另一方面，作為全國最年輕的移民城市，獨生子女家庭日益增多，退休來深與子女團聚養老的老年人數量也增加。

　　這讓保姆市場的“供”與“求”數量均呈直線上升狀態，服務價格也翻倍，“保姆村”也正是在這十年間逐漸形成。

　　而這次探訪，也改變了我對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的原有認識。

　　與以往報道中出現過的，在城市發展中耗盡青春，再一無所有被城市拋棄回鄉的案例不同。或許因接觸的服務對象多是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城市白領家庭，平時更易耳濡目染，城市化的印記在“保姆村”務工者的身上更為明顯。她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打工掙錢後，都在家鄉的二、三線城市或縣裏購置了房産，打算退休後到城裏養老。她們有些人已習慣大城市生活，反而不習慣家鄉，她們想留下來，卻又不被城市所接受，這讓她們很無奈。

　　她們也更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在零花錢上對異地的孩子進行約束，並經常通過電話和接到身邊過寒暑假的方式加深親子之間的感情。不少人意識到社保的對退休生活的穩定性，開始關注這方面的政策，並希望能開放個人繳納。

　　同一時間，自2005年10月開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她們的家鄉也發生了不小變化：稅收、建房和土地上的優惠政策，以及吸引外出務工人員回鄉創業上給予的支持等，幫助她們減輕了一定負擔。

　　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也讓新生代農民工的擇業選擇有了更高的要求。目前，“保姆村”很難找到80後的身影，她們對個人社會身份的認同更為重視。“再過十年，可能農村做保姆的人會越來越少。”孫細妹的女兒錢雲紅説。

　　另一種聲音卻並不悲觀。畢竟與其他工種一樣，保姆職業也是社會勞動分工越來越細的結果。當市場需求顯然是越來越多，如人力資源上出現“供小于求”的情況，聘請保姆的費用將加大，屆時其地位和社會認同度均將提升。“如果到時沒人做，那就提高工資好了。”這是採訪結束前，付梅花説的最後一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