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記者昨天從北京慈善公益組織聯合會獲知，公務人員將逐步退出慈善公益組織，為完成對接，北京各區縣民政局還會設專人管慈善。

　　慈善公益組織最重要的特點是自願性、社會性和民間性。然而，低效而不透明的慈善運作，讓公眾對慈善機構的公信力缺失頗多詬病。慈善逐步回歸民間，實在是眾望所歸。

　　把社會可以做的事，交給社會做，這也是中央精神的反映。溫家寶總理日前在全國民政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政府的事務性管理工作、適合通過市場和社會提供的公共服務，可以適當的方式交給社會組織、仲介機構、社區等基層組織承擔，降低服務成本，提高服務效率和質量。”與這一精神相印證的，是民政部最近表示，已經在一些地方、並將在全國下放非公募基金會審批權、異地商會審批權等，促進行政效能的提高。

　　讓社會成員自己管自己的事，政府職能與社會組織的功能分開，這無論是對政府還是對民間社會，都將大有裨益。對政府而言，與以前相比，管的事少了，服務成本降低了，可以有效遏制慈善腐敗和權力尋租，提升了政府公信力。對社會而言，社會組織尤其是非營利機構參與管理社會工作，不僅這些組織、機構自身得到發展鍛鍊，還會提升基層民眾的民主自治能力；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將大大降低社會管理成本，減少社會矛盾；社會服務能力增強、公眾參與管理的積極性提高，社會的運轉將會更加靈活；尤其是公民自治中的自願服務工作，將大大提升社會成員的精神追求。

　　可以預見的是，政府改革帶來的政府職能的社會化，這種“自上而下的自治化道路”，一時還不能擺脫轉型時期的雙重性:一方面政府的行政、官辦色彩還未褪盡，另一方面又具有逐步增強的自治性。在這些社會組織發展的過程中，行政化傾向和自治化傾向還會反復博弈，直到這些組織成長到可以自謀在資源配置上的自主權。

　　另外，把社會接得住、管得好的事交給社會，並不意味著政府就可以從此不管不問。恰恰相反，“非官辦”絕不是簡單的市場化、社會化，有些情況下政府可以向社會組織和機構購買服務，但這些行為都要在法律框架的約束下。

　　看一個社會的民主程度，基層民主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民主是需要訓練的，不僅要有機會，更要創造條件。讓大家學習自我管理、服務，就要進一步創造法律、文化、社會環境，尤其要保證法律監督和社會監督的有效性。由此，才能保證社會組織的發展不走樣，能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