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子軍

　　針對當前社會治安形勢，為進一步提高中心區域社會面防控能力和見警率，廣州市天河區警方于3月16日起，在轄內中心區域的天河路、中山大道、廣州大道等主要路段設立54個固定崗、8個機巡組和16個截查點。警方以警情研判為依據，針對重點地段、時段，動態布警，展開社會面巡邏防控工作。

　　（3月19日《羊城晚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規定：“為維護社會治安秩序，公安機關的人民警察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出示相應證件，可以當場盤問、檢查”。《身份證法》第十五條也規定警察依法執行職務時,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需要查明身份的可以查驗身份證。顯而易見，警方路查有法可依，被截查者理當予以配合。

　　不過，作為一個循規蹈矩的公民，當街被警方當成“壞人”截查，畢竟是件很傷自尊、丟面子的事兒，倘若恰巧沒隨身攜帶有效證件而被帶往派出所，那豈不真成了大家眼中的壞人、嫌犯？警方稱路面警員根據目測，僅對形跡可疑的人員以及攜帶的物品進行截查，不是對所有人員進行截查。那麼，這個“形跡可疑”有沒有一個相對具體、明確的標準呢？

　　這並非杞人憂天，更不是懷疑警方的判斷、辨識能力。近年來，因為“形跡可疑”造成的誤會不在少數，比如武漢某公務員因為長得跟嫌犯有點像，被便衣警察當街抓捕，其間誤以為遭打劫反抗而被毆傷；雲南6名教師集體赴廣州旅遊期間，因為在大街上閒逛“東張西望”被天河警方抓捕；就連鼎鼎大名的紀連海先生因為“長得像壞人”也未倖免，出差杭州期間半夜遭遇警方請“喝茶”；廣東一女孩則因為身份證名字相同而被警方錯抓錯拘……

　　顯而易見，有必要對“形跡可疑”制定一個“硬杠杠”或者“國標”，從制度或法律層面給予比較明確的界定，一方面可以避免警方在執法過程中的隨意性過大；另一方面，也讓出門在外的無辜百姓注意“避嫌”，盡可能不出現“形跡可疑”的言行，以免弄得警民雙方都不愉快；同時，還可以在出現“誤會”後督促警方及時放人、善後，而不至於倚權蠻橫，遲遲不予糾錯，進而遏制可能出現的濫權現象。

　　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不是現代文明、和諧社會的應有景觀。在民主法治時代，警方需要給力地維護社會治安，同時，公民的人身權利也該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