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涉及中國文物的《地下作舊産業調查》公佈。該調查對中國龐大的文物造假體系産業鏈進行了分析，並對文物造假按照類型進行分區。如陶瓷造假分佈全國，重災區在景德鎮等地。（見3月18日《金陵晚報》）

　　文物假造氾濫恣肆，乃至形成分工明確、體系嚴密、高度專業化的龐大産業鏈，其實早已不是秘密。媒體能據此制出內容詳盡的地圖，便是對這一産業“繁榮”現狀的生動佐證。資料顯示，目前國內該産業的從業者超過10萬人，每年收入超過百億元。

　　文物假造何以能如此“繁榮”？無非一個“利”字。對從業者來説，造假意味著可觀收益甚至天價暴利，去年通過造假“金縷玉衣”成功向銀行騙貸10億元的事件，便是典型。而文物收藏者熱衷於造假文物，利益同樣也是背後的主要驅動力，無論是作為投資的收藏，還是作為饋贈禮品的購置，其所看重的其實都是文物背後的巨大經濟價值、升值潛力。至於文物造假産業鏈上的仲介掮客、良莠不齊的所謂文物鑒定機構和專家，更是“皆為利來利往”，只要肯出鑒定費，“把低廉的現代工藝品説成是價值連城的文物”，實際上都不是什麼難事。

　　從市場秩序構建的角度看，文物造假現象所以氾濫恣肆，根本責任在於政府的市場監管能力以及相應法律制度的缺失。比如，在現行行政管理體制下，對文物流通交易，文物部門並無明確監管權，而擁有監管權的工商部門對文物真假又缺乏鑒別能力和資格。再如，仿製文物和造假文物的界限及各自管理方式，同樣缺乏明確法律依據。而從市場角度看，仿製文物的交易並非完全沒有正當合理成分，前提是“在交易時必須標明（仿製身份）”。但問題是，目前我們的法律對於仿製文物的概念界定及其交易規則，並無明確説法。而且文物鑒定方面也存在法律空白，對於出具虛假文物鑒定書行為的擔責追責問題，更是不甚明晰。在規則缺失的制度背景下，文物市場上以假充真、欺詐盛行，顯然難以避免。

　　從這個意義上講，“文物造假地圖”所見證的，其實也是一幅“監管缺失地圖”，既包括文物市場監管本身的缺失，更包括深層法律制度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