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15位兩院院士聯名“上書”發問“誰來種地”、“靠誰來實現農業現代化”。當下農村青壯年勞力集體出逃打工。在田間地頭，農業生産由婦女、兒童、老人組成“雜牌軍”來承擔，80後、90後新生代農民離土地越來越遠，並且普遍缺乏農業生産的意願與技能。院士們認為若不從戰略上研究並解決新生代農民棄農的問題，人口大國將面臨無人願種地的境地。

　　兩會上，袁隆平對湖南農村的調查顯示，去年一畝田農民只能凈賺7塊5。種地一年不敵打工一月。看起來這是“打工”與“務農”在“搶口糧”，其實這是城鄉矛盾的表現。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此現象早有觀察，他們認為農村中農民的貧困化和城市中的“住宅短缺”本質都是城鄉矛盾問題，而解決之道在於徹底消弭城鄉差距。

　　反觀當下中國，馬恩的這一預見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農村“無人種地”和城市“房産泡沫”其實是中國城鄉差距擴大的一體兩面。對於現代農業來説，“資本化”和“規模化”是必經之路。但是為何許多人一直對此態度謹慎。就是因為早幾年，有很多城市工商企業下鄉，結果卻鑽了政策的空子“種房子”“種高爾夫球場”，極少願意種糧食。結果，農業沒發展，卻肥了企業和地方政府的腰包，造成了新的社會矛盾。

　　因此，不少地方政府的惠農政策往往會被農民批評為“口惠而實不至”。“二戰”後，西歐因工業高速發展，城鄉差距一度迅速拉大。但這些國家相繼以法律形式明確規定，農業經營者須獲得與其他職業的就業者同等的經濟收入。日本更是汲取了西歐的經驗，在工業經濟騰飛之初，即1961年就及時制定以縮小工農和城鄉差別、實現務農勞動者和其他行業勞動者收入均衡為目標的《農業基本法》，並大力發展鄉村工業等等。日本農民普遍“中流社會化”成為世界農村一景。

　　可見，“農業法制化”一方面可以使中央對農業的補貼和惠農措施落實到位，不被截留被挪用，真正提高農民收入；另一方面可以規範農業的資本運作，真正做到“送戲下鄉”。前者避免了“谷賤傷農”；後者則杜絕了資本泡沫對農民的傷害。我想這就是院士們之所以提出要“從戰略上”研究新生代農民不種地問題的意義所在。

　　當下加強職業教育，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固然重要，但是這僅僅解決了“誰能種地”的問題，而解決“誰願種地”的問題只有從根本做起，從基本法做起。期待院士們“敢問誰來種地”不要變成“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