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偉英在《人民論壇》刊文説，官場“慣例”滋生於特殊的政治、經濟、習俗、心理因素以及歷史文化背景之下，存在於官場這一特殊領域當中，約束與影響著官員的政治思想、行為和價值取向，帶著中國封建官僚政治深深的烙印。政治體制不完善為官場“慣例”的存在提供了機會。政治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建立在一定的經濟體制之上，當經濟體制轉型之時，政治體制會處於變化之中，但滯後於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面對“慣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受方式會有不同，處理方法各異。一般情況下，人若身在其中，“慣例”在一定時段和範圍之內不得不遵守。所以，“慣例”常常起作用也就不足為怪了。另外，“槍打出頭鳥”的文化習俗和心理暗示，至今左右著很多人的思維和行為，也成為一種“慣例”而存在。一旦你“與眾不同”或“顯山露水”，必遭排擠、打擊，甚至淘汰。

　　官場“慣例”具有潛在性、自發性、約束性、非正式性、抵觸性，是滋生行政權力腐敗的溫床，給我國政治文明的建設帶來了巨大的危害，極大地干擾了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阻礙民主政治的推進，損害著人民政府的公信力，已經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毒素，這樣的官場“慣例”實際上是貪婪的注解，是腐敗的溫床。

　　官場“慣例”嚴重損害了公正公平原則和領導幹部的作風，嚴重影響了社會風氣。現在，各行各業游離于法規之外的“行規”和“慣例”已滲透到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成為了不正之風的源頭。這種“慣例”，往往會使人喪失自主性、自製力，仿佛被一種無形的力量所挾持，許多人都不自覺地成為了“慣例”的犧牲品。從本質上來説，政府給參加政治會議代表發放紀念品不管價值幾何均屬於不正的會議之風，是濫用納稅人錢財的行為，其結果必然是權力自肥，繁衍腐敗。一個高度法治的社會是不應該有這種“慣例”的，否則法律會喪失權威，社會公信會受到損害，必然有失公正公平。

　　官場“慣例”造成了行政成本的極大浪費。近年來，由會議引發出的一系列經濟收益，已催生了“會議經濟”這個熱詞的誕生，也引起了百姓輿論的頗多怨言和指責。儘管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聯合下發了相關文件規定“不準在換屆選舉期間私自向代表贈送紀念品”。可就算是國家級貧困縣也能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

　　官場自形成以來，官場“慣例”就對官員們産生了根深蒂固的影響，要有效遏制進而徹底剷除官場“慣例”是一個愚公移山的“工程”。要科學引導領導幹部的行為，抵制消極官場文化的侵蝕，有效擠壓官場“慣例”的生存空間。

　　毛澤東認為，跳出歷史週期律的最佳辦法“就是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破除官場慣例，必須通過制度建設，讓民主的陽光遍灑官場。紀檢、監察部門與人民群眾三位一體，組成立體監督網絡，將“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所有大小官員置於聚光燈下，使其涉及公共權力行使的一切言行在公民眼中無不透明可見，使那些以“潛規則”形式存在的官場慣例“不想”、“不能”也“不敢”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