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兩會廣東代表團開放日現場，被媒體一度解讀為開中國民主選舉之先河的廣東陸豐烏坎事件成為關注焦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省委書記汪洋在答記者問時指出：烏坎民主選舉是嚴格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進行的，沒有任何創新，只不過把法律的落實過程做得非常紮實，讓這個村在過去的選舉中走過場的現象得到糾正。

　　一個看似敏感而複雜的事件的圓滿處理，背後其實並沒有深奧之理，也無需出奇之招，説白了不過是法律落實到位而已。如是答案也許會讓獵奇的外媒大失所望，但對於轉型期中國的村級組織建設來説，卻是一語中的、觸到了要害。村民自治是《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賦予農民行使當家做主權利的重要形式，既是加強村級組織建設的靈魂所在，也是搞好農村社會管理的根基所在。

　　《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一條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産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換村民委員會成員。村委會由村民直選産生，向村民會議、村民代表會議負責並報告工作，這是村民自治踐行的關鍵環節所在。也正是村委會由村民直選並對村民負責，才可能使得村委會的運行不會偏離村民自治這一制度底線，從而有利於村民實施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有利於村民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比如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務，發展本村的公益事業，調解本村的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反映自我利益訴求、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等。

　　然而，村民直選權利乃至村民自治制度的付諸實踐卻並非順風順水。由“村民委員會”最早寫入憲法算起，到1988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開始實施，時至今日，村民自治可以説已整整走過了30年。但回過頭來看，由於種種歷史的、現實的原因，這個宣稱中國數億農民擁有村委會主任直選權的制度，卻一直沒有得到充分踐行。究其根源，一是內因：農民自身或民主權利意識還不強，對直選普遍報以冷漠，或民主遊戲規則訓練還不夠，在矛盾集中突發期的背景下，村民自治往往會偏離正軌；一是外因：敬畏法律、崇尚法治的社會環境還沒有真正形成，比如權力巨手的干預，家族勢力的操縱、拳頭強硬者的暴力威脅，以及賄選拉票的腐蝕扭曲等，而其中，基層政府不願放手是一大主因。事實上，許多地方的村委會至今依然慣性地僅僅作為鄉鎮政府的派出機構存在，不具備真正的自治性。

　　實踐已證明，村民直選村委會是成功的，村裏事務村民當家做主是“唯一正確的道路”。汪洋同志在廣東代表團開放日當天答記者問時表示，廣東下半年將召開會議，把烏坎取得的經驗用於加強全省村級組織建設。烏坎事件成功處理的經驗再次充分説明，國家法律層面的村民自治圖景再美好，也須擲地有聲、紮實踐行，才可能換來一方鄉土的政治文明和民生福祉，而良法落地不是靠喊口號、唱高調就能推進，要靠敢於深化改革的行動加上善於突破現狀的智慧，並有具體明確、切實可行的配套政策給予保障。□白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