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提到文化，人們就很自然會想到與文化相關的文化人，如大學問家、大作家、大詩人等，也往往與“秀才”、“狀元”相提並論、緊密相連。記得新中國建立初期，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掃除文盲運動，村子裏有個高小畢業生就能當掃盲教師，連隊有個初中生便擔任了文化教員。那些年，剛剛參軍的我也經常為老戰士們讀報紙、寫家信，因此，他們都親切地叫我“小秀才”。其實，想想也好笑，不就是讀讀報上的新聞、給家在天南地北農村的戰友們寫封家信嘛，怎麼能稱得上博學多才、知書達理的“秀才”呢？當然，這些區區小事在我往後的人生經歷中也留下了美好的記憶。

　　時下，我國的文盲越來越少，民眾的文化素質有了明顯的提高，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比比皆是。難怪一些五星級酒店在招聘管理人員時，竟堂而皇之地打出了“非研究生學歷應聘者，免談”的牌子。看來，咱們中國的文化人確實很多，有些大中城市似乎多到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程度。其實，文人多，是好事，文化人多了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有利於文化大發展和大繁榮，有利於中華民族素質的提高，有利於道德文明水準的提升，更有利於國強民富，總之，一句話，有百利而無一害。

　　不過，這些年有關文人輕浮的議論也不時傳入耳際，文人對文化的內涵不理解乃至不恭的現象也屢見不鮮。有些文人為了趕速度，高産出，粗製濫造的所謂大作並不少見。近日，幾位文友偶爾相見，侃侃而談，説的最多的當然是文人與寫作。有人云，某作家一年出了10多本書，是寫作高手；也有人説，某編劇三個月在賓館裏七拼八湊編出了一部40多集的電視劇，真是一鳴驚人；還有人驚喜地相告，某寫作高手受《明朝的那些事兒》的啟迪，不到一年時間就寫出好幾部類似“那些事兒”的大部頭巨著。言者眉飛色舞，仿佛在報告天大的喜訊，而聞者則無言以對，哭笑不得。細細想來，這些文人的輕浮之舉也算不上什麼奇聞，記得十年“文革”期間，華北有個村莊一夜之間成為“萬首詩歌村”，霎時間，人人會寫詩，個個是文人。人們在捧腹大笑之餘，分明感到那是對文化的玷污和褻瀆。在利欲熏心、金錢萬能的當下，有些人追名逐利，粗製濫造，使出渾身解數，在電腦前拼命碼字，儘管獲取了大把大把的鈔票，結果呢，由於缺失人文關懷，作品慢慢變成了一堆無人問津的廢紙，有的因誤人子弟而頻頻遭人詬病。

　　走筆至此，我忽然想到司馬光“用力多者收功遠”的名言。北宋史學家、文學家司馬光幼年時就很好學，因自感記憶力差，所以讀書時格外用功。老師講課完畢，照例要溫習功課，別人讀幾遍就合上了書本去玩了。而司馬光則不然，獨自在教室裏放下窗簾，又一遍一遍地瑯瑯誦讀，反復思考，直到深刻領會文章的意思為止。他據此總結出的經驗是：“用力多者收功遠。”司馬光做官以後，儘管公務繁忙，仍能利用點滴時間多讀多思，乃至在去地方視察途中，堅持在馬背上背誦詩文。久而久之，知識豐富，厚積薄發，終成大家，他筆下的《資治通鑒》是規模宏大的編年體史書的典範。可見，治學務必嚴謹，文人切忌輕浮。急功近利的文人是寫不出傳世佳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