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楓逸

　　3月10日，在全國政協“統籌城鄉社會發展，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提案辦理協商會上，公安部副部長黃明介紹，《居住證管理辦法》已經形成草案，正在徵求意見，今年將報國務院審定。

　　從2002年上海“破冰”起，居住證已經走過了10個年頭。隨著越來越多城市的推行，這一發端于地方的管理智慧，如今上升為國家政策。2010年，國務院轉發國家發改委《關於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首次以國務院文件的形式提出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如今，《居住證管理辦法》年內報審，又釋放出全面實行居住證的可喜信號。

　　從“暫住證”到“居住證”，雖只一字之差，卻體現了政府部門從管理到服務的理念革新，承載著流動人口權利待遇的轉變。

　　正如黃明所言，《居住證管理辦法》主要針對的是目前農民工進城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即證件和落戶。證件意味著權利，實現“同一座城市，同一種待遇”。目前，各地居住證制度都是各自為政，一些地方為居住證附加了諸如金融服務、電子政務、電信充值等五花八門的功能，卻尚未從實質上涵蓋就業培訓、子女教育等流動人口最為關心的市民待遇，導致居住證叫好不叫座。

　　因此，有必要對附著在居住證上的公共服務予以明確。流動人口就業、技能培訓、子女就學等核心待遇必須寫入條文，確保流動人口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權利。

　　居住證“含金量”的另一重要價值，則是提供了一條有助於農民工落戶城市的通道。借助居住證對流動人口實際狀況的記載功能，為農民工有序落戶城鎮提供階梯。

　　其實，許多大城市目前處境微妙，一方面隨著民工荒越演越烈，特別是隨著戶籍人口急劇老化，迫切需要新生代農民工的加入。另一方面，部分市民對外來人口分割其原來享有的福利份額，産生抵觸心理。這意味著，要確保居住證制度在地方的落實，地方政府不僅需要考慮原有的蛋糕如何分配，還需要考慮將蛋糕如何做大。

　　這個問題的解決，既要求政府官員在“公平正義”的層面上，有高度的政治覺悟，緊跟中央的決策和部署，還需要在綜合考量“成本─效益”方面，有理性乃至精明的盤算，從促進農民工融入城市的過程中，找到城市發展可持續的動力、活力和創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