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海建

　　茅臺高管劉自力回應記者關於“三公消費禁喝茅臺”提案看法時反問，“三公消費禁止喝茅臺?那麼我請問你，三公消費應該喝什麼酒？”。他還稱，“茅臺本身就是中國廣大消費者都消費得起的産品，怎麼可能是奢侈品呢？”

　　這些天，“茅臺”確實很“委屈”。一方面，全國兩會上，政協委員林嘉騋向大會提交了《關於禁止使用公款消費茅臺酒的提案》。一石千浪，圍繞“抵制不抵制茅臺”，輿論聲音很大；另一方面，在“2011年茅臺集團銷售收入240多億元，利稅180多億元，上繳稅費94億多元，在貴州財政收入中佔7%強”的背景下，這份“委屈”顯得尤為楚楚可憐。

　　必須承認，“茅臺”在三公消費中並沒有原罪。但此詰問明顯的邏輯悖論仍值得公共輿論警惕：一者，“三公消費應該喝什麼酒？”的反問，其實很無理。動輒上千的茅臺，三公消費必得在這個檔次？如果不喝酒，公共行政就無法“開鍋”？無酒不歡，是三公消費的健康狀態還是頑疾與毒瘤？二者，“茅臺本身就是中國廣大消費者都消費得起的産品，怎麼可能是奢侈品”的自説自話，恐怕更像是一聲嬌嗔，且不説其最近被胡潤評為2012年“全球十大最值錢的奢侈品品牌”第四名，即便在民間語境中，或許也沒有人質疑茅臺酒在中國，已經是身份和經濟地位的符號與象徵。

　　“茅臺”的委屈，是萬千白酒之中，為什麼偏偏把鞭子抽在“茅臺”的身上？甚至也有論者替其反問：禁了茅臺酒，接下來是不是要禁五糧液？這份“委屈”，充分説明了一點，“三公消費禁喝茅臺”，只是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有加快制度層面的改革，真正完善好對三公消費的監督和制約，才能落實到實處。

　　現如今“茅臺”之所以遭遇抵制，是因為它已經成了公款吃喝的“標誌物”。“茅臺”如果能站在市場的角度看問題，也就沒必要委屈了——民眾抵制的不是“茅臺”，而是“公款茅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