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李昌鑒提出了一個大部分政協委員並沒有意識到的問題:20年前政協界別就是34個,能不能變變？(3月10日《中國青年報》)

　　李昌鑒提出調整政協界別的建議,是因為“這些年社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社會階層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界別應該有所改變。”而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提出,“農業界別107名委員,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農民。”(數據顯示,到2月29日止,全國政協農業界別委員是66人)這倒是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我國有9億農民,全國有2275名政協委員,居然沒有一個真正的農民,實在匪夷所思。

　　特別需要説明的是,我國政協沒有農民的席位,與上文所説的社會階層的變化毫無關係,因為農民這個階層不是改革開放才産生的,而是古已有之的,不過是現在可能有部分農民進城打工了。而且,在政協的歷史上,農民的席位經歷了一個逐步削弱的過程。人民政協會徽上有四面旗幟,第二面紅旗象徵著農民。1949年全國政協第一屆會議時,就有農民代表出席會議。1954年,第二屆全國政協召開時,就為農民設置了“農民界”,並一直延續到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1983年,第六屆全國政協會議開始,農民界改成了農林界。1998年第九屆全國政協會議上,又改成了農業界別。但後來的實際是這個界別中都是專家學者或黨政幹部了,缺少了農業的主體——農民。

　　我國的民主包括人大的選舉民主和政協的協商民主。在選舉民主中,農民的代表權只是城市的一半,這個不合理做法已經糾正了。而在協商民主中乾脆把農民排斥在外。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把9億農民的代表排斥在政協之外,這個協商民主也就打掉了大半的折扣了。於是,只能靠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來代表農民説話,這當然是一個渠道,但是,農民不是啞巴,他們為什麼不能直接説話？

　　關於在全國政協中增加農民委員,我們已經聽到不止一次的呼籲了。這一次,除了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農業界別的委員、鄭州市政協副主席舒安娜也説,全國政協農業界別現有68名委員,沒有一個農民,覺得這不合理,兩會開幕之前,也向全國政協會議提案,建議增設農民界別。更早一點,在2003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黃璜、方志遠在農業組討論時呼籲,全國九億農民,才有一名農民政協委員,實在太少,應該增加。遺憾的是,呼籲的結果是,反而由“九億農民,一個委員”變成了“零”。

　　政協委員為什麼沒有農民？一方面是因為沒有“農民界別”;另一方面是因為,在“農業界別”中,各黨派、團體、各個單位和各個方面醞釀、推薦、提名、協商時,農民並不屬於黨派、團體、單位,也就無法被推薦了。如果專門設置一個“農民界別”,再規定好“農民”的定義,處於弱勢的農民席位就不會被別人爭取了。這應該不是什麼問題。文藝界就能搞149個委員,唱個歌、説個相聲都能當政協委員,9億農民豈能“光頭”？即使是精英政治,也需要草根陪襯一下呀。9億農民,其中應該也能出幾個“精英”,不乏具有參政議政水平的人啊。

　　當然,在全國政協增加農民委員的席位之後,各級政協也應該上行下效,不能繼續把農民排斥在大門之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