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書華

　　上周正值“兩會”會期，文藝界代表所言所感頗值一記，例如全國政協委員馮驥才所説的“國家文化形象”話題即如此。馮驥才認為：六中全會提出文化強國非常必要，但文化強國首先要有一個清晰的國家文化形象，應該有一個鮮明有力的為我們公民所自信的文化精神。這種“形象”“精神”是需要用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時代經典”來體現的，是需要用文化産業來具體支持的。馮驥才所説的“國家文化形象”的具體內涵是什麼並不十分重要，但這一話題的提出，卻是具有現實意義的。

　　説到“時代經典”，上周有兩部作品頗值一提，當然，它們是否能夠成為“時代經典”是另一回事，但在體現時代風貌上，它們與“時代經典”是一致的。這兩部作品，一部是雪靜最新創作的長篇小説《天墨》。小説以二戰為背景，以尋找名畫《秀春圖》為線索，勾連起古今中外各色人物，呈現民族歷史的情與仇，並將歷史與當下相聯絡，由一幅畫透視一座城的歷史與現實。另一部是張小波著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長篇小説《檢察大員》。這部作品被著名學者朱大可稱為“西方哥特小説與中國公案小説的奇異混合”：一位神秘莫測的檢察大員因為某種不知的原因前往監獄視察，接著發生了種種詭異的事情，不知道自己死期已至的監獄長、長年失業的劊子手及心機深重的女秘書命運交織又相互倒映。書中充滿卡夫卡式的氣質，憂鬱的冷淡氛圍，出人意料的結局，看上去像一個荒誕的寓言體骨架，據作者宣稱：小説中對東方民族特有的東西進行了一番冥想。作者張小波１９８６年曾獲北大藝術節詩歌大獎。日本著名漢學家近藤直子在翻譯其小説後則發出“你是中國文學給世界的驚喜”的感嘆。

　　文學期刊在打造“時代經典”上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民日報》記者于近期採訪了當下十分活躍的十余家文學期刊的主編。“表演變臉”和“改弦更張”幾乎可以説是上世紀末文學期刊改版潮的關鍵詞：改刊名，走大文學、泛文化路線，專攻紀實文學，轉向時尚通俗，主打青春文藝等等，但是成效卻不讓人樂觀。十餘年的喧嘩與騷動，最後堅持下來的還是《人民文學》、《收穫》、《十月》、《當代》、《鍾山》這樣的老牌期刊，這既得益於政府資金的支持，更是由於它們沒有忽略對文學性和純粹性的堅持。這些期刊的成功實踐與“國家文化形象”的塑造，與文化産業的關係大概也是一個非常具體的現實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