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完兩高報告，有件事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牟新生不吐不快。

　　經過人大代表們反復提意見，惡意欠薪寫進了刑法。但據他了解，幾年來依此判刑的很少，至今仍有近30%的農民工被欠薪。

　　“打了一年工，一分錢都拿不到，怎麼面對父母和子女，這個家，怎麼回？！”這個與賴昌星交過手、鐵腕風範的海關總署前署長説到這裡，情緒明顯激動起來。

　　農民工的薪水牽動一個國家的心。2003年，溫家寶總理就親自為農婦熊德明討薪。2010年，惡意欠薪首次被寫入刑法修正案第八條草案。2011年2月25日，該法案通過。

　　3月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回答記者為何“討薪仍是屢討屢欠”時稱，惡意欠薪“入刑”後，各地已向公安部門移送300多起惡意欠薪案件，公安部門依法起訴200多起，已經判罪的有7起。

　　在牟新生看來，判刑少的情況不怪法院。“法院不是不想判，而是因為很多農民工薪水就是政府欠的。一些政府的形象工程是大工程，老闆承包了工程，墊了資，最後政府一直賴賬，檢察院讓法院很難辦。”

　　老百姓怎樣靠法律力量扳政府的“大粗腿”？在另一個會場，代表們也為相似的問題爭論。

　　張慶偉代表發現，和其他類型案件相比，行政案件一審和解率達到48%，“但和解掩蓋了一些政府行政執法當中的問題。”

　　“總是和解，錯誤的執法行為就得不到糾正，就是縱容政府繼續犯錯！”張慶偉説。

　　“法院在主觀上是公正的，但有時候，他想公正也公正不了。面對行政部門的強勢壓力，誰能抗過當地的政府啊？”張慶偉説。

　　他自稱在基層工作多年，了解那種“體制裏面的感受”：行政部門怕打官司，更怕打敗了以後，媒體一報，被晾在陽光下。“這不好看。哪個行政首長願意年底總結的時候報一摞敗訴數字呢？所以儘量和解。”

　　更重要的是，這種和解是要付出代價的，要拿錢。

　　言及此，張慶偉的聲音提高了不少：這個錢從哪兒來？行政部門用的是行政執法收來的錢，不是執法人員個人的，也不是某個局長腰包裏的，是財政的錢。用財政的錢買和解，本身就是慷國家之慨，慷人民之慨，慷財政之慨。

　　説到這個份兒上，坐在他旁邊的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市高院院長池強也要開口補充點什麼，但張慶偉沒有一絲要閉嘴的意思。接著，會議室裏四面都響起了聲音，人人都想發言，負責速錄的小夥子只能停下，看著這群人大代表。

　　會後，池強告訴本報記者，張慶偉希望依法行政是正確的，但他認為，對事情的推動不是以誰告贏了為準，而是要以是否解決了實際問題為準。“法院判完了，不解決問題也不行。”

　　在全國政協委員、江西師範大學教授王東林看來，法制建設任重道遠。

　　這個做過特約檢察員的委員發現，法律這個武器對老百姓來説，始終是不到萬般無奈的時候不敢選擇的，他們寧可相信找到領導，靠領導簽字解決。

　　一個老百姓要靠找一個不認識的領導解決問題，概率看起來很低，可很多老百姓還是願意這樣。“一旦領導簽字或表態，事情可能就好辦一些。但打官司，輸的可能更大。”王東林説。

　　“領導真的要少簽字，多勸他們走上法院。與其多簽字，不如讓政府在法院多輸幾場官司，可能更有表率作用。”王東林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