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濤

　　如何規範公務員的日常言行,避免失德、失信等行為,不應只靠學習教育等手段,需要有法律的鐵腕。全國人大代表、南通市委組織部長韓立明向大會提交了一份建議,呼籲就公務員官德問題立法,並設立專門的機構,管理規範公務員日常行為(3月12日《揚子晚報》)。

　　有關官德立法的問題,有人支持,有人反對。那麼,對官德到底要不要立法,恐怕我們應當從無謂的“口水戰”中跳出來,先追根溯源,問問官德合不合理,到底行不行,管不管用,才能最終確定要不要立法,怎麼立法。

　　道德與法律,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絡的,但是,在檢驗一個人的行為時,道德的歸道德,法律的歸法律,不能將道德與法律混為一談。所以,有人就會問了,既然一個人的行為僅僅是違反道德,何必要用法律來規範和制裁,這合理嗎?這個問題對於普通公民來説當然是這樣,因為普通公民違反道德行為只要沒有嚴重危害到他人與社會,就不宜用法律來規範與制裁。但對於官員則不一樣,由於官員掌握公權力,官員失德的行為,特別是違反職業道德的行為,往往就是腐敗和濫用權力的前兆,甚至與腐敗、濫用權力本身糾纏在一起。而且,官員失德的行為,影響的不僅是官員個人的形象,還有國家機關本身的公信力和執法權威。

　　所以,官員的道德問題,主要是涉及公德的問題,當然不僅僅是用道德來規範和譴責,而且需要法律來規範與制裁。這跟普通公民的財産受隱私權保護,不需要向社會公開的道理一樣；官員掌握公權力,其隱私權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必須向社會公開。

　　接下來的問題是,僅僅通過道德宣示和教育的方式能否達到官德提升的目的,如果能達到,那麼也無法對官德進行立法。事實上,對於官德問題,我們之前就有無數文件、講話和各種宣示。但是問題在於,對於什麼是官員道德,並沒有一個嚴格的標準,往往這個領導一個標準,那個領導一個標準,解説權都在領導,最後,官德教育成為對領導順從的工具。其次在於,由於沒有法律的規定,對於違反官德並沒有懲戒的程序與措施,整治官德靠的是運動,對於提陞官德並不明顯；特別是,由於官德流於道德説教,並沒有法律規定,對於主要領導並無約束,而違反官德腐敗與濫用權力往往又與主要領導,特別是“一把手”有關。因此,筆者以為,通過教育方式無法提陞官德,對官德立法勢在必行。

　　如果對官德進行了立法,那麼,立法的核心應當在哪?規定什麼樣的行為是違反官德,對於違反官德要採取什麼樣的程序與措施,這些都有必要,而更重要的在於充分地保障民眾的監督權、知情權、參與權。原因在於,沒有民眾的參與和監督,官員失德的行為難以暴露,也難以得到懲處。如果我們要對官德立法,就要通過立法充分保障民眾對於官員行為的知情權與監督權,讓民眾敢於曝光官員失德行為,讓官員處於民眾監督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