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玉勝

　　10日下午，浙江省代表團全體會議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在發言時表示，因為沒有 《編制法》，目前我國“二亂二超”現象就非常嚴重，二亂即亂設機構，亂定級別；二超就是領導人數超編，公務員隊伍超編。他建議通過編制立法來管好“人”。（3月11日《東方早報》）

　　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是長期以來備受公眾詬病的行政痼疾，劉錫榮代表以編制立法遏制 “官滿為患”的建議，順應了小政府、大服務的改革理念，直擊人事和機構管理滯後的軟肋，道出了人們企盼精兵簡政的心聲與訴求，贏得了網友的充分肯定和好評。

　　“官滿為患”有兩層含義：一是指領導職位過多過濫。主要表現為副職扎堆、閒職眾多、行政助理成群。比如媒體曾曝光的某個總人口為68萬餘人的縣，居然有16名常委和12名正副縣長；某個只有300多萬人口的市，就有9個副市長和20個副秘書長等。二是政府管理機構隊伍龐大。也就是説“吃皇糧”人員太多、官民比例過小。據資料統計，1999年我國各級官員與普通民眾的比例是1：30，而日本、法國、美國的這個比例卻分別是1：150、164和187。“官滿為患”不僅會加大行政成本、加重人民負擔，也會導致工作推諉扯皮、行政效率低下，更易誘發官員的攀比、慵懶和內鬥，加大跑官要官和貪污腐敗的發生幾率。其弊端和危害不可小視。

　　“官滿為患”的痼疾緣何久治不愈，除了官員對人事管理的重要性缺乏深刻認知和難破時下熟人社會的現實背景外，“人治”的因素則是致命瓶頸。長期以來，由於對編制管理缺乏制度規範和法治尊嚴，設置機構和增加編製成為領導“重視”某項工作的習慣性思維，因言設崗、因人賦職的現象時有發生。機構設置、人員調入往往憑領導的意志和好惡，“官帽”甚至成為某些領導平衡關係、照顧情緒、籠絡人心、培植私密的施捨品。加之超編配備頂多算違紀而並非違法，並未受到嚴肅追究，因此，“官滿為患”的怪象非但未受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其實，在科學發展觀成為我們黨執政指導思想的今天，一味篤信“人多力量大”、“人多好辦事”早已成為過時的偏頗思維。機構設置和人員定編也應講究科學和法治。對於各地應當設立哪些機構、配備多少人員，國家要根據工作需要進行科學的論證，並規定適當的官民比例。在實施“依法治編”之後，隨意超編的行為就由違犯人事紀律而上升為違反國家法律，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種法治的警示性和震懾力，足以讓以編謀私者心存敬畏而有所顧忌。當然，“官滿為患”止于法治，不僅需要有法可依的制度完善，更寄望于有法必依和執法必嚴的鐵腕執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