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聽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工作報告,司法公正再度成為代表、委員熱議和關注的焦點。

　　過去一年取得的成績,成績背後仍然存在的問題,未來的努力方向……每年,這些都是評議的熱點。以代表、委員的身份發表觀點,對改進司法工作大有裨益。不過也有人注意到,部分代表、委員以自己親身經歷講述遭遇的不公,甚至向有關部門遞交案件材料。這種“現身説法”,讓他們在代表、委員之外又多了一個身份:當事人。

　　有觀點認為:應避免這種情況,因為法律並沒有賦予人大代表“個案監督”的權力,“法無授權,即為禁止”。這種觀點當然有一定的道理,但“現身説法”説説自己的遭遇,反映一下其中存在的問題,是不是就是“個案監督”,卻值得推敲。如果代表因此變得“自律”,凡是和自己有牽連的案件一律不説,對社會而言的利弊得失,反而值得重視。

　　一位全國人大代表説,作為律師,她會儘量避免向有關部門交辦自己代理的案件。不過,她也表示:“代表上哪兒找那麼多案件去?很多時候也就是自己碰到的,覺得不公就提了。”作為律師,如果她需要一些案例論證某方面的問題,找起來相對容易。而對那些“法律圈”之外的代表,讓他去找和自己經歷類似的案件,在會上説別人不説自己,有些勉為其難。他對司法的認識,更多來自親身經歷、直觀感受。就推進法治進步來説,這方面的經驗同樣珍貴。因為和案件有“瓜葛”而不讓他做這方面的陳述,他可能也説不出別的,沉默就是唯一選擇。

　　參政議政的兩會,應提供暢所欲言的機會,而不應設置發言“禁區”。如果我們認可他們陳述自己案情的正當性,那麼,因為時間有限不能充分陳述而向有關部門遞交書面材料,或也説不上多不正當。

　　一些人之所以反對“現身説法”,是因為在他們看來,這樣做的結果,不是促進而是損害司法公正。這種擔心並非全無道理——如果有關部門對代表的訴求“照單全收”,那麼的確存在損害司法公正的危險。但我們也經常看到:通過有關部門在場同志的釋疑,一些因為對法律不了解而産生誤解的代表消除了心中的怨氣。當然,如果案件真有問題,通過一定程序糾正就是必須的。從代表角度看,這確有點“近水樓臺”的意味,但既然糾正錯案的社會效應是正面的,我們不妨對其適度寬容。

　　“現身説法”是促進還是損害司法公正,不取決於代表説不説、説什麼,而取決於有關部門能否對其理性對待,“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雙方都能理性平和看問題時,“現身説法”,但説無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