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會議後，衛生部部長陳竺接受了記者採訪，他建議調高煙草稅，降低煙民數量，將健康城市的概念充實到衛生城市的內涵中。（3月10日《京華時報》）

　　陳部長從關注群眾健康的角度提出“以稅控煙”，是出於一種良好的主觀意願，但是這種良好的願望在中國的現實國情下能否實現，這還是個未知數。筆者認為，調稅未必是一個良好的辦法，未必能達到控煙的效果。

　　需要承認的是，抽煙是具有某種依賴性的，很難改變的習慣，一個煙民想要戒煙是非常困難的，所以香煙的價格不是決定煙民是否抽煙的最重要因素，其消費量隨著價格的變動增減幅度不會很大，那麼，調高煙草稅的直接影響就是增加煙民，尤其是低收入煙民的生活負擔。在高通脹的背景下，愈加高昂的香煙價格只能使中低收入煙民們的負擔更加沉重。如果此舉讓許多中低收入的煙民選擇更加廉價的香煙，對他們的身體健康而言反而危害更大。

　　還應該看到，公款消費煙草的普遍存在，也是禁煙屢禁不絕的重要原因，這部分吸煙人群對香煙價格並不敏感，無論價格多昂貴，他們的抽煙習慣、數量不會有一點變化，調高煙草稅只能增加公款支出的費用。有時甚至會起到相反的作用，正如高檔香煙是“買的人不吸，吸的人不買”，使得高檔煙越貴越有人買，越高檔越能彰顯其身份，讓高價的香煙成為許多人趨之若鶩的禮品。

　　再次，在現有香煙生産與銷售格局不變的情況下，調高煙草稅後，各煙草企業與煙草專賣部門為了自身的利益，也會想出各種辦法來避免香煙銷量減少，利潤下滑，比如通過降低採購、物流成本，開發新種類、新品牌、簡易包裝等措施繼續維持一部分低價香煙，滿足原來低價煙人群的需求，難以達到控煙的效果。

　　通過調高煙草稅來控煙，應是在嚴格公款消費的範圍，避免公款消費煙草，使煙草收入不被壟斷集團所把持，並且各種軟性控煙舉措都已經到位的情況下才能使用的硬性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