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旭東

　　上月，東莞市政府出臺規定，醫院保衛室可配鋼叉、催淚劑等攻擊性裝備對付“醫鬧”。該措施經媒體報道後，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其中以反對聲居多。多數人認為醫患糾紛都是患者弱勢，沒必要把醫院建成“堡壘”。（3月10日《成都晚報》）

　　醫院保衛室整得跟城管大隊似的，城管有的武器與沒有的武器，倒是醫院一應具備。確實，從安全角度看，醫院要加強“保衛”，有的“醫鬧”很厲害，把醫院“鬧”得人心慌慌。有調查顯示，96％的受訪醫生表示其所在醫院發生過“醫鬧”，而且“醫鬧”已經嚴重影響到醫生的職業行為。自我保護越來越成為醫生行醫時的第一原則，而不是“患者利益優先”的古訓。醫鬧很猖獗，後果很嚴重，形成惡性循環。一旦遇到非常危重的病人，即便是醫院完全有條件救治的，實行“救人為先、立刻救治”的醫生比例僅僅只有15％。

　　“醫鬧”是醫患關繫緊張的極端，是醫患糾紛的爆發。成因何在？根結何在？有關人士分析，從患者角度，患者對醫療專業知識的缺乏，産生了醫患之間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患者處於弱勢地位，一旦博弈，患者就會很容易選擇走“醫鬧”這條機會主義道路。並且，患者對鑒定機構産生信任危機。醫療事故的鑒定機構是醫學會，隸屬於衛生系統，帶有強烈的行政色彩，有“暗箱操作、同行相護”的質疑。因此，患者很難去相信鑒定結論的科學、公正性。醫鬧，某種意義上也是患者的一個“艱難的選擇”“無奈的選擇”。

　　當然，現如今的“醫鬧”有點走火入魔。有的醫鬧是職業的“鬧托”在裏面操作，鬧之後獲得賠償越多，就與患者家屬分成。這些“鬧托”大多仔細“研究”過醫患之間的微妙關係，抓住醫院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態，大肆敲詐。這或是醫鬧“衍生”的惡果。對付醫鬧“以暴治暴”顯然是下下策，也折射出醫院的黔驢技窮。鋼叉PK醫鬧，不用催淚淚自流，“杯具”！要是職業“鬧托”們穿上防彈衣，戴上頭盔，未必鋼叉會奏效。“以暴治暴”早已被無數實踐證明不僅不能息事寧人，相反激化矛盾。

　　看來，醫鬧問題是得從制度上、根本上加以解決。醫鬧，説到底還是相關體制機制“生病”了，需要把脈問診、求醫問藥，尤其要對症下藥。兩會進行時，有人大代表建言，為“醫鬧”事件確立裁判人。還有人大代表建議，發生“醫鬧”事件，雙方可前往社會管理綜合治理委員會辦公室，由綜治辦來裁決處理，保證公平，讓“鬧托”沒市場。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大學法學院院長陳忠林建議，當遇到雙方對醫療鑒定有爭議時，法院可要求雙方鑒定機構專家，以及邀請媒體到場……病走如抽絲，唯有通過創新體制與機制對醫鬧進行“理療”，才能讓醫鬧慢慢康復。

　　(來源:齊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