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的小組討論上，全國政協常委、副秘書長李昌鑒提出了一個大部分政協委員並沒有意識到的問題——20年前政協界別就是34個，能不能變變？

　　“這些年社會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社會階層又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界別應該有所改變。”李昌鑒説。

　　與他隔了兩個座位的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常務副會長陳冀平接過話茬兒，他説此前就提出過要單設法律界別的問題。

　　“是啊，都説依法治國，法律界別當然應該設。”李昌鑒回應道。

　　他強調，“政協的界別理應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有所增減。”

　　在我國，政協的界別是參加政協的各個黨派、人民團體、各民族和各界人士在政協組織中的具體劃分形式，也是政協會議的基本組織形式。從初衷來看，為體現人民政協的民主協商性，界別被視為民主渠道，反映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訴求。

　　政協成立以來的60多年中，界別變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階層的變化。

　　1954年全國政協設立了具有特定歷史印記的“合作社”界別。1978年，合作社界別被取消，增加了體育界別。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增加了中華全國臺胞聯誼會和港澳同胞界別。及至第八屆政協將原來的“港澳同胞界”分為“香港同胞界”和“澳門同胞界”，而由於改革開放的背景，第八屆政協還增設了經濟界別。

　　自1993年第八屆政協界別調整為34個，其界別總數便再也沒有增加。

　　“作為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政協界別應該覆蓋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階層。”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徵夫説。

　　資料顯示，在政協成立初期，委員中曾有過農民。而在1954年第二屆全國政協召開時，還為農民設置了“農民界”，並一直延續到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後來才改為農業界別。

　　本次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提出，“農業界別107名委員，沒有一個是真正的農民。”胡彪認為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政協組織的代表性。

　　北京大學政黨研究中心教授金安平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在産生機制上，人民代表大會強調代表的廣泛性，而政協更注重委員的精英性。人大代表通過選舉産生，而政協委員是通過提名推薦協商産生。政協章程第30條規定：全國委員會的參加單位、委員名額和人選，由上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協商決定。這意味著，上屆委員的推薦可能起很大作用。

　　據統計，在34個界別中，委員人數最多的是經濟界別，而排在第二的是文化藝術界別，該界別共有145名委員。

　　隨著社會的發展，近年來已經先後有幾位全國政協委員提出，界別設置應該新增農民工界別、法律界別等新社會階層。

　　2006年，《中共中央關於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曾提出：“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研究併合理設置界別，擴大團結面，增強包容性。”

　　有媒體報道稱，目前全國政協正在收集各地政協的意見、建議，將在廣泛收集意見的基礎上研究界別設置調整問題，一些新社會階層有望在下一屆政協中成為新成員。

　　“改革開放這麼多年，産生了那麼多新的社會階層代表，政協界別是時候變變了。”李昌鑒總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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