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整治公車私用，廣州市公車自去年8月統一安裝北斗衛星定位系統。“北斗”運行半年來，成效如何？最近官方通報稱，全市公務用車行為不斷規範，行政成本明顯下降。公車裝“北斗”，每月每車平均行駛里程從原來的1769公里降為1265公里。記者算賬得出，全市8360輛公車每月少跑了400多萬公里。

　　安裝“北斗”後，廣州黨政機關的公車每月可少跑400多萬公里，媒體此前還報道了黃埔區公車費用下降了四分之一。這些數據的真實性，大致是可信的。顯然，有數據説話，成績不容抹殺。用官方的説法，是“取得了階段性成果”。由此，我們不難體會相關部門收穫“戰果”後的喜悅。依照過往經驗，總結、宣傳、推廣或許隨之而來。

　　顯然，公務用車背後的“車輪腐敗”問題，已為公眾深惡痛絕。對此，各級地方政府也紛紛出招整治。利用高科技手段定位監控，短期來看，似乎立竿見影，行之有效。但放之長遠，效果如何，或者能否從根本上遏制“公車腐敗”，卻還待觀察。

　　最簡單的問題在於：公車安裝“北斗”，誰來監督？對違規者如何問責？問責是否能夠確保到位並持之以恒？倘若這些問題都由紀檢、監察部門一手操辦，最終難免落入內部監管“左手打右手”的窠臼。在常人眼裏，監督與被監督者某種程度上是“利益共同體”，因而對“兄弟單位、同事同行”間違規行為的處理，恐怕就有著更多的“靈活”空間。

　　當然，這並非否定“北斗”之於公車治理的價值，而是説，這種技術手段終究不是治本之策，甚至可説是“公車陽光化”之路上的一個花絮。從理論上説，公車治理其實並不難，其關鍵在於兩點：一是信息、監督機制要公開透明，公車使用必須接受全社會的監督。尤其是在當下，公車與私車在外觀上應有標誌性的區別，不能公私混淆，這樣才能讓公車腐敗無所遁形；二是在此基礎上，提高公車腐敗的風險成本，對違規者予以嚴厲處置。

　　然在現實中，這兩點卻無不阻力重重，其原因就在於上述兩點的核心指向了對權力的約束和監督。這也正是公務車改革雖已8年但效果並不佳的癥結所在。顯然，社會監督缺位，僅僅依賴內部監督的公車整治，就如一條腿走路，能行多遠，是需要打個問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