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報訊 □ 張曉峰

　　人大代表審議，不乏激烈交鋒。

　　關於問責官員的復出。正方認為，有些官員並非直接責任人，只是負領導責任，一棍子“打死”永不任用，並不科學；反方指出，復出讓問責變得毫無意義，會讓人産生“無論犯再大的錯誤都沒事，只要避過風頭，仍可東山再起”的感覺。

　　關於房地産價格調控。正方認為，政府出手，政策越嚴厲越好，房價越低越好，低收入階層才能拍手稱快；反方強調，投資或投機，是老百姓的權利，強行打壓下去，于法于理都説不過去。

　　關於性別權利。正方認為，現在大學男生比例逐漸下降，應“因性施教”改變應試評價機制，給男孩更大發展空間；反方挑刺，大學女生再多，廁所蹲位也沒有相應增加。

　　之所以對三次論辯印象深刻，是因為一番碰撞之後，正方反方都從“兩端”轉向，在“中間點”達成共識──

　　復出不是問題，關鍵是不能神神秘秘地復出，其過程要最大程度地公開，接受討論和評議；房價既不能過高，也不能過低，關鍵是“合理”；挺男還是挺女，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陰盛陽衰或陽盛陰衰，都不如陰陽調和。

　　上述過程，揭示了協商式民主的內在邏輯：從自身立場後撤、妥協，尋求雙方觀點的最大公約數。

　　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我們往往不大願意正視“利益群體”、“利益集團”的存在，偏好使用“人民群眾”這樣含糊其辭的概念。其實，哪有什麼抽象的人民群眾呢？手有餘錢，有能力投資房産的群體是人民群眾，只付得起廉租房租金的就不是人民群眾？不同的“人民群眾”有不同的切身利益，因而會持不同的立場觀點，再自然不過了。

　　人大代表來自不同地區、行業，有各自不同的地位、身份，代表不同團體、階層，在代表大會這個平臺上，觀點博弈的結果，當然是向代表最大多數的“中間群體”靠攏。

　　協商式民主更大的好處，是提高政治決策的理性成分。一個好的民主制度，不僅僅是為了實現不同利益間的簡單加減法，而是在不同利益集團的對話當中找到最合乎公共利益的方案。

　　于激辯中統合協調，在交鋒中交流交融交匯，我們感悟著中國民主政治的漸進，並有充分的理由和信心滿懷更高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