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騙取國家徵地補償費和國家救災補償款,重慶市涪陵區李渡新區雙溪村的3名幹部在徵地拆遷過程中,多次虛報墳墓、林木數量以及徵地面積,不到3年竟貪污35萬餘元。近日,重慶市涪陵區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判處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陳某有期徒刑10年,被告人鄒某有期徒刑5年,並責令3被告人將貪污所得贓款,退還給涪陵區國土局李渡工業園區分局。（據3月2日《法制日報》）

　　看了這消息，不僅又聯想起今年網絡曝光的幾起村官腐敗案：曾任北京市朝陽區孫河鄉康營村委會委員梁某，在任職期間夥同評估公司經理騙取拆遷補償款1億余元,此外還授意村委會主任出具偽造的證明及虛假文件,用於騙取國家停産停業補償款3266萬餘元；45歲的農民李某，在擔任城固縣某行政村村民小組長期間，為幫助該村磚廠承包人協調土地以解決磚廠取土問題，先後兩次收受其所送現金共計55000元。李某除支付給農戶少量補償款外，實得受賄款50520元。鄭州市二七區齊禮閻村的原村支書閻海明，趁政府安置拆遷村民之機，安置土地成了他的牟利之源，他先後貪污、受賄2000余萬元。

　　看看這些村官腐敗案，我們會發現他們的一個共同點，都是利用土地進行貪腐，或騙取國家徵地補償費，或利用安置拆遷虛報冒領安置土地或拆遷補償費。況且，貪腐數額巨大。三村官騙取國家補償款35萬元和梁某、閻海明腐敗案，折射村官腐敗主要是瞄準拆遷徵地。

　　村級班子是黨與人民群眾聯絡的橋梁和紐帶。常和老百姓打交道的農村幹部,一旦腐敗,其惡劣影響並不遜於巨貪,貪污金額雖少,卻丟失了基層群眾的信任。為此，我們必須針對村官腐敗的手段和特點，採取有效措施：一、必須做到村務真正公開,賬本真正公開,對資本比較充足和資金流動比較大的村鎮,審計部門做到經常審計監督；二、要從體制機制上著力規範行政權力運行，規範徵地拆遷工作流程，準確、及時、充分公開徵地拆遷信息，強化專門監督和社會監督，從根源上減少貪腐案件的發生；三、破解村幹部權力集中，加強農村幹部教育，組織學習和貫徹落實《農村基層幹部廉潔履行職責若干規定（試行）》，讓8個方面“41個不準”的規定執行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