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自主招生時,把會彈鋼琴、會踢足球算作特長,但農村孩子很少有機會能接觸這些東西,那農村孩子會養雞、養豬算不算也是特長呢?”3月3日中午,在談起教育問題時,全國人大代表、泰安市進城務工青年培訓學校校長王元成拋給記者一個十分有意思的問題。

　　王元成把這種思維方式稱作“城市思維”,即忽視了農村的實際情況,用管理城市的鑰匙來開農村這把鎖。王元成以校車為例解釋説,“校車事件大部分發生在農村,農村哪有公交車道,而且要求農村學校買昂貴的校車也不現實。”王元成説,“不是説更換新校車不好,而是説這種政策其實還是管理者基於對城市的認識制定出來的。校車事件大部分發生在農村,但解決辦法的依據卻是城市的情況”。

　　農村撤點並校背後或多或少地也存在一些“城市思維”。王元成説,一些地方以為把幾個村子的小學一整合,師資力量更強了,肯定對學生有利；路程嘛,不過是村與村之間的距離,也不會有多少負擔。殊不知,在有些地方村與村之間並不是城市裏寬闊的大馬路,有可能是崎嶇的山路,也可能隔著條大河,看似不遠,卻可能要走上一兩個鐘頭。結果是,撤點並校後出現了學生上學難問題。

　　“這種‘城市思維’在如今的社會管理中並不少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紅十字會曲阜醫院院長姜健接過話茬説,去年大家都很關注的《婚姻法》司法解釋,規定婚後一方父母出資為子女買房,如果只寫子女的名字,那房子就屬於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産。如果考慮城市家庭多數是獨生子女家庭,城市夫婦結婚時,女方一般也出一部分資金,這樣規定沒有什麼不妥。但農村的慣例是男方出房子,女方陪嫁粧,如果農村婦女婚後沒有經濟上的獨立,那麼如果結婚若干年之後離婚,此時嫁粧已消耗得差不多了,農村婦女只能凈身出戶。“這個規定對城裏人而言,可能會改變城裏年輕人的婚戀觀,不再為了房子而結婚,讓感情更純潔。對農村婦女而言,則可能是喪失了對夫家房産的擁有權,一旦離婚,就將面臨孤立無援的困境。”姜健説。

　　聽到這裡,全國人大代表、山東雪花生物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慶思也插話説:“現在空氣質量不好了,大家都開始關注PM2.5,而現在農村的垃圾治理也是個很大的問題。另外,汽油一漲價很快就成了新聞熱點,其實農資漲價同樣值得關注。”

　　“長期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從城市人的角度來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而更多發生在農村的社會問題反而成了盲區”。王元成認為,現在講社會管理,應該少些“城市思維”,多一些“農村思維”,“我們是農業大國,很多社會問題發生的源頭依然在農村,如果解決的路徑脫離農村實際、僅僅局限在‘城市人’的思維框架裏,並不能真正解決問題。而越是多從農村實際,多從農村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就越有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作出正確的決策。”

　　“關鍵還是如何建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制,將各個群體的意見、呼聲都納入決策範疇。”姜健説,決策本身就是一個需要各個利益群體博弈、互相妥協的過程,並不是要禁止博弈,關鍵是不同群體都有平等的博弈權,才能達成各方都接受的方案。“這就需要有更多的來自農村、來自基層的聲音表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