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派記者 張駿

　　“一方面我國已是世界最大的貿易國家；但另一面，保稅區、保稅港區無論是開放程度、功能拓展、産城融合，還是管理體制、服務質量均面臨許多制約，這些問題不突破，消極影響可能在未來十年顯現。”全國政協常委、市政協副主席、民建市委主委周漢民提出，我國保稅區和保稅港區未來發展必須著力思考和解決一些深層次問題。他建議，依託有條件的保稅區或保稅港區，大力推進其向自由貿易港城升級轉型，以此作為新時期深化推進改革開放的重要引擎。

　　據介紹，去年我國的對外貿易總額36420.6億美元，是改革開放伊始1978年的182倍，是2001年加入WTO時的7.14倍。截至去年9月底，我國設有保稅區12個、綜合保稅區18個、保稅港區14個，成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前沿和標桿。

　　“然而，與世界知名的自由貿易港相比，我們仍然存在差距。”周漢民説，需要思考和破解一些深層次問題──如何進一步發揮“境內關外”的區域優勢，如何優化區域的行政管理體制，如何健全區域的綜合服務功能，如何克服區域內空間和資源相對不足的制約，如何協調好區內和區外的聯動發展，如何更好地聯絡兩個市場、調動兩大資源，如何更大地發揮區域輻射和帶動作用。“要突破這些問題，就有必要在一些條件相對成熟的保稅區和保稅港區率先進行擴圍建設自由貿易港城。”

　　在周漢民的構想中，自由貿易港城，是在一些現有保稅區或保稅港區基礎上的空間延伸，在保稅區或保稅港區與城市之間構築一個結合和過渡地帶，緩解保稅區或保稅港區與周邊地區開放度的落差，促進地區、城市産業發展、規劃建設、投資促進、配套服務的有效聯動，由此成為保稅區或保稅港區在産區、産城、産業融合以及港城一體化、港區一體化發展的重要推進。

　　目前國內一些城市和地區已有一些嘗試。周漢民舉例説，天津東疆保稅港區提出“港城一體化”的規劃，深圳市也提出“港深一體化”設想和目標。上海則將外高橋保稅區、洋山保稅港區、空港綜合保稅區三區合一成為 “上海綜合保稅區”，實行管理體制一體化，並統一法制保障、推進政策共享、推進區港一體，強化三區與周邊地區的産城融合發展機制。

　　周漢民認為，推動保稅區和保稅港區向自由貿易港城發展，須研究和解決一些難點，包括自由貿易港城區的隔離、監管、特殊政策、社會配套服務等問題。他建議，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在條件已成熟的地方開始試點，一次規劃，分步實施，逐步擴大封關地域，向自由貿易港城過渡。

　　“目前，上海綜合保稅區的條件相對較為成熟。”周漢民認為，監管和政策均需從差別化向一體化轉型，但在過渡時期可以允許差別化存在，比如允許保稅區、保稅港區註冊企業或新引進企業設立辦公場所，但其貨物必須進入保稅區、保稅港區監管。

　　周漢民還建議國家有關部門進一步研究制定有關自由貿易港城區內社會配套服務項目的監管方法，財稅部門制定有關社會配套項目的相關政策，為推動保稅區和保稅港區向自由貿易港城轉型提供政策支撐和保障。

　　（本報北京3月2日專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