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定價：49元

　　出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對遠東乃至世界格局是一個重大挑戰。

　　就蘇俄而言，日本威脅已十分現實，盡力防止其北進成為蘇俄重要戰略利益。在此背景下，蘇俄極力防止刺激日本。中蘇兩國出於戰略利益的需要，開始明顯表現出接近勢頭。

　　1931年7月初，萬寶山事件剛發生時，蘇俄即通過莫德惠向南京政府提議恢復邦交，南京政府雖屢經討論，終以雙方意識形態差異，拒絕蘇方提議。

　　1932年6月6日，國民黨決定與蘇俄進行復交的秘密談判。12月12日，中蘇雙方互換照會，宣佈自即日起，正式恢復正常的外交與領事關係。

　　蘇俄對南京政府態度的變化，不可能不導致其對中國革命政策的調整。雖然在南京政府堅持武力“剿共”的前提下，中共與南京方面的武力對抗之路也不會有任何改變，但微調的跡象其實已經在逐漸顯露。

　　1934年3月，當蘇區中央提出“毛澤東已長時間患病，請求派他去莫斯科”，王明參加的共産國際書記處會議作出決定：“認為他不宜來莫斯科。必須盡一切努力在中國蘇區將他治好。只有在中國蘇區絕對不能醫治時，他才可以來蘇聯。”

　　此前，即1933年12月底，王明在莫斯科與即將回國的中共幹部談話時，批評濫用機會主義帽子對待幹部，“大家都駭怕，因此壓殺了同志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王明的態度，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毛澤東的作用。遠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會感到毛澤東的潛在威脅，也不需要通過批評前任來證明自己的正確，因此，他可以以平靜的態度來對待毛澤東。

　　當時蘇區的情況如何呢？

　　從毛澤東當年調查細緻、數據詳盡的《尋烏調查》看，當時尋烏全縣農村人口成分是：大地主佔0.045%，中地主佔0.4%，小地主佔3%，富農佔4%，中農佔18.255%，貧農佔70%，手工工人佔3%，遊民佔1%，雇農佔0.3%。土地佔有情況是：公田佔40%，地主佔30%，農民佔30%。這一調查結論和更廣泛的調查數據對照看，有著相當的一致性。

　　在1920年至1940年代中國農村社會的描述中，地主、富農和貧雇農作為社會對立的兩極，往往受到充分的重視，而在這兩極間的一個龐大社會階層中農卻常常遭到忽視。其實，當時的調查材料反映出中農在農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影響。

　　從多項調查看，中農人口和佔地比例在農村通常是最大的階層，一般達到當地農村的30%左右。一般而言，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中農比例較高，而在相對貧窮、落後地區，中農比例要低一些。蘇區由於多處山區，經濟相對落後，中農較之社會平均指標要低一些，但仍佔相當比例。蘇維埃革命時期的話語中，中農一直是聯合的對象，但對貧雇農的信任度當然要高於中農。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