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三、王明“左”傾錯誤和革命運動的挫折

    中國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隨著局勢的好轉，加上共産國際的錯誤指導，中國共産黨內的“左”傾急性病又逐漸發展起來。

    在1930年6月1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通過李立三擬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中心城市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從而使“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佔據了統治地位。隨後，成立了實施這個計劃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動委員會。這次“左”傾錯誤在黨內統治的時間雖然不長，但黨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9月下旬，由剛從莫斯科回國的周恩來、瞿秋白主持，黨在上海召開擴大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了李立三等對革命形勢的“左”傾估計。全會前後，“左”傾冒險主義錯誤開始得到糾正，全黨工作開始轉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可是，由於共産國際的干預，事情陡然間發生了變化。1930年10月，共産國際給中共中央來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線是反共産國際的政治路線。從莫斯科回國不久、受到共産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留蘇學生王明、博古等，通過不正常的途徑比中央先獲知這封信的內容，立刻打起“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猛烈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在黨內造成嚴重的思想混亂，使中央難以正常工作。

    王明還散發他寫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中，他誇大中國革命反資産階級、反富農鬥爭的意義，否認中間營壘的存在；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在全國範圍的“進攻路線”，急於奪取包括中心城市在內的一個或幾個主要省份的首先勝利；宣稱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實際工作中的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這些主張，實際上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政治綱領。

    1931年1月7日，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以批判三中全會的所謂對於“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為宗旨，強調反對“黨內目前主要危險”的“右傾”，決定“改造充實各級領導機關”。瞿秋白、周恩來等受到嚴厲指責。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全會實際上批准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綱領。從這時起，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傾錯誤在黨中央開始長達四年的統治。由於王明等人的主張比李立三的“左”傾錯誤更“左”，氣焰更盛，有更多的理論裝飾，對中國革命造成的危害也就更大。

    王明為什麼能夠上臺?原因在於八七會議以來，黨內一直存在的濃厚的“左”傾情緒，始終沒有從指導思想上得到認真的清理。黨的很多幹部對革命充滿熱情，但理論準備和實踐經驗都不足。當王明搬出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來嚇唬人，並得到共産國際代表的全力支持時，許多人便失去識別和抵制的能力。

    六屆四中全會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出現一片混亂。羅章龍等在反對四中全會的名義下擅自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進行分裂活動，被開除出黨。由於黨的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王明要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周恩來即將前往中央根據地，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根據共産國際遠東局的提議，9月下半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的責任。

    就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開始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1931年9月18日深夜，根據不平等條約駐紮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向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和瀋陽城發動了進攻。四個多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全部淪陷，東北人民陷入亡國慘痛之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九一八日本侵華事件。

    這以後，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國國內的階級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動。這時，擺在黨面前的問題是，正確認識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出現的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動。然而，臨時中央雖然提出了抗日的主張，卻不能正確認識並處理這些問題。它提出“武裝保衛蘇聯”一類脫離中國救亡實際的口號；繼續把中間勢力看作最危險的敵人，推行“左”傾關門主義的方針；作出的許多決議，使“左”傾冒險主義在實際工作中進一步發展。

    “左”傾冒險主義的主觀蠻幹，使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作變得更加困難。在極為艱難的環境中，一批共産黨員堅持鬥爭，團結宋慶齡、魯迅等愛國進步人士，為推動抗日救亡運動，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在國民黨政府殘酷的文化“圍剿”下，一些左翼文化工作者通過文化戰線上的鬥爭，擴大共産黨的影響，傳播進步思想，並注意聯絡中國的實際，創作出大量社會科學著作和文學藝術作品。以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家聯盟等組織為核心的左翼文化運動，對推動中國近現代進步思想發展和促進抗日救亡運動起了重要作用。

    “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通過派遣中央代表或新的領導幹部，逐步地將錯誤路線推行到紅軍和根據地中。在錯誤路線影響下進行的肅反鬥爭嚴重擴大化，使大批領導幹部和戰士遭到殺害，給紅軍和根據地造成嚴重損失。在中央革命根據地，毛澤東的許多正確主張，被指責為“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左”傾錯誤領導對紅軍反“圍剿”鬥爭的不利影響愈趨嚴重。 

    1932年夏，國民黨當局同日本簽訂《淞滬停戰協定》後，立刻調集重兵向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國民黨軍隊進攻的矛頭，首先指向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據地。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再加上“左”傾領導人的錯誤指揮，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和湘鄂西根據地的紅二軍團先後退出原有的根據地，在向西轉移過程中，分別開闢了川陜根據地和湘鄂川黔根據地。

    1932年底，國民黨軍隊調集30多個師的兵力，向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撤銷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周恩來、朱德從實際情況出發，指揮紅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當第四次反“圍剿”進行時，臨時中央于1933年初遷入中央根據地。黨在上海成立中央局，領導國民黨統治區黨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産國際的聯絡。上海中央局在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間接連遭到破壞，到1935年7月停止活動。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遭到前所未有的嚴重破壞。

    臨時中央遷到中央根據地後，在黨、紅軍和根據地內全面地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方針和政策。為了排除障礙，在組織上採取宗派主義的手段，對持有不同意見的幹部實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臨時中央在福建錯誤地開展反對“羅明(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路線”的鬥爭，接著又在江西開展反對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鬥爭。他們都是當時軍隊和地方的重要負責人，“左”傾領導人反對他們的主要矛頭，實際上是對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的。

    1933年下半年，蔣介石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圍剿”。他先後調集100萬軍隊向各地紅軍進攻，而以50萬軍隊從9月下旬開始向中央根據地進攻。

    這時，臨時中央領導人博古，依靠共産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國人李德負責軍事指揮。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禦方針，主張“禦敵于國門之外”，使紅軍陷於被動地位；在進攻遭受挫折後，又採取消極防禦方針，實行分兵防禦、“短促突擊”，企圖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同裝備優良的國民黨軍隊拼消耗。這樣，戰局的發展對紅軍日漸不利。

    1933年11月，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公開宣佈抗日反蔣，並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這對紅軍打破第五次“圍剿”是一個有利的機會。但“左”傾領導人繼續把中間派看成最危險的敵人，不肯在軍事上同第十九路軍進行配合，結果使紅軍坐失良機。蔣介石在打敗第十九路軍後，完成對中央根據地的四麵包圍。

    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這次全會不顧敵強我弱和第五次反“圍剿”的不利形勢，宣稱中國革命進入到“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階段，把“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推向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為黨中央的主要負責人。

    “左”傾錯誤進一步發展的惡果，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1934年4月中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中央根據地的北大門廣昌。經過十八天血戰，廣昌失守。10月初，國民黨軍隊推進到根據地腹地，中央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轉移。10月中旬，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紅軍8.6萬多人撤離根據地，踏上向西突圍的征途。此前，為了宣傳和推動抗日，調動和牽制國民黨軍隊，還組成以方志敏為首的北上抗日先遣隊，但這支深入敵後的孤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方志敏被俘後，在獄中寫下《可愛的中國》等不朽篇章，1935年8月在南昌英勇就義。

    黨的六大後，革命運動出現復興局面。由於中共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國國情、卻得到共産國際信任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手中，結果導致除陜北以外各根據地的丟失和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組織的嚴重破壞，給黨和紅軍造成巨大損失。這個教訓是慘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