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

　　就匯率來講，隨著一國經濟的增長、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社會效率的提高，匯率的升值是內在的、是必然的。勞動生産率的提高説明這個國家的貨幣價值提高了，所以這個國家的貨幣比他國的貨幣相對也就值錢了。那麼在貿易中如果體現合理價值的話，它就應該升值。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大幅度升值對於出口貿易不利。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經濟結構的調整就要跟得上。德國在貨幣升值的過程中，既抓緊了經濟結構的調整，也控制住了貨幣的發行，所以表現出來的增長速度相對還可以，而且沒有表現為資産泡沫。日本呢，20世紀70年代的結構調整很成功。但在80年代出現了我們説的“失去的十年”，是因為貨幣控制沒有做好，貨幣政策太松，最後形成了泡沫。剛開始，日本整個輿論還感覺沒問題，説日本還有活力，日本還能增長，沒想到最後出現了幣值的大起大落。其實日元總體的升值幅度可能還不如德國的貨幣，但是它出現了兩次大起大落，給經濟造成了“硬傷”。

　　我們現在在貨幣升值問題上比較小心謹慎，強調主動性、可控性，實際上就是看到了日本的教訓，就是在升值過程中的“經濟結構轉型”問題與“貨幣投放”問題。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就容易出資産泡沫。對“勞資”關係、提高工資問題，國務院也很重視，反復強調工資的增長和勞動生産率的增長要匹配。歷史上，特別是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德國都經歷過工資的快速上漲，韓國在80年代的時候也出現了工資的快速增長。也就是説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要轉向以內需為主，工資的上漲可能有一定的必然性，可能反映了一種社會成本的上升。中國的工資上漲，有一部分可能是源於對以前工資壓抑的一種釋放，是以前沒有完全反映這種勞動生産率的一種補償。

　　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第一時期受到升值壓力的時候，其經濟也受到很嚴重的衝擊，但是它國內加強了節能減排，進行了非常好的一個産業結構轉型，國家在這裡面做了很多促進結構轉型的工作，因此在第二次石油衝擊的時候，就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反而抓住了這個機遇。這時候，資金開始逐步流入日本，日元從70年代開始出現一定的升值，初期的升值也帶來資産價格上漲，但是因為它轉型好了，金融基本適應了經濟發展的需要，沒有形成通脹和資産泡沫。但是，如果説經濟增長的動力弱化了，那麼貨幣的增加，就可能會造成很多問題，就需要用一些政策來限制貨幣的擴張，使貨幣的增長跟經濟增長相適應。

　　日本原來一直保持一個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种經濟增長速度，逐步被人們所認可，所以資金就去追逐這個利潤，把這個增長點展現出來了，這就是日元匯率升值的過程。但是一旦展示完這個經濟增長點以後，潛力可能在某一個階段耗盡了，它需要去尋找新的經濟結構轉型。經濟增長動力在弱化，但是國際資金仍在不斷涌入，由於國際的、國內的資金支撐，匯率依然升值，但由於經濟結構轉型沒有很好地完成，最後就出現了“失去的十年”這樣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