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場財務部門中層管理人員，每月稅前收入約為1.5萬元。在她看來，自己的工資水平連“小康”都達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為“掙錢”而奮鬥著。“北漂”小姚也表示，自己稅前收入約7500元,扣除各種稅費後，每月積蓄不到2500元，生活在北京讓他沒有安全感，“就算老闆給加工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人們普遍有一個疑問，北京人均GDP已達中上等富裕國家水平，為什麼生活于北京的“我”還是不富裕？

　　這樣的焦慮與疑問，恐怕並不僅存于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對許多身處都市，不得不為自己的生活與理想奔波的人們而言，怎樣獲得一條安全的底線，怎麼達到一種對未來穩定的預期，顯然越來越成為一件不容易的事。

　　的確，人們可以從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獲取更多財富，但缺乏福利兜底，更多額外的社會成本對財富的無情消解，都令“因病返貧”、“一套房子消滅一個百萬富翁”的故事，成為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隱憂。某種程度來説，“月入7500元沒有安全感”，不是大城市裏中高收入者的矯情，而是與危機感緊密相連的寫照。對於瞬間赤貧的恐懼，對於福利保障的擔憂，對於權利缺失的困擾，都成為城市人尤其是中産者瘋狂工作與生活的壓力與動力。

　　這種壓力之下，“沒有安全感”，不是一種群體心理失衡，而是切實困擾下，人們面對未來人生的集體困惑。當個體對未來與命運愈發不可把控、難以預期的時候，公共管理者就應該以福利兜底、權利保障、公平建構的姿態，站在民生福祉的角度，踐行公共責任，還利於民，讓集體困惑回歸正常軌道。一個正常的社會，也理應通過這種制度建設，培育公眾的心理歸屬與認同感，給人們一個安全的底線，一個穩定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