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官二代”的身份標簽被證為“莫須有”，藥家鑫之案成為社會反思的一個痛點。無數人追問：為什麼當初理性的分析無人理睬，諸如家庭背景的各種揣測卻受人熱捧？為什麼最初自信滿滿的“輿論正義”，卻演變為傷及無辜的“輿論亂象”？

　　這起事件也把新媒體時代的輿論課題放在我們面前：如何消除越來越多的“偏激共振”，實現輿論場上的“理性共鳴”？

　　傳播學研究發現，身處輿論場的個體容易有這樣的傾向：部分人較為偏激的觀點，在交流互動中不斷強化，甚至走向極端，變為群體極化中負面觀點的集體宣泄，從而形成與“沉默的螺旋”相對應的“偏激共振”現象。

　　這種現象，在新媒體類聚化特徵與網民年輕化傾向的共同作用下，更容易被誘發並加劇。網絡環境的人以群分，跟帖留言的相互激蕩，“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個性表達，往往會使“偏激共振”集聚了頻率、增強了振幅，進而也放大了破壞力。

　　按説，“發點牢騷”並非洪水猛獸，有點“偏激”、帶點“情緒”，也不必大驚小怪。不過，當“五道杠少年”只因喜歡讀黨報、看新聞聯播就引來眾多網民人肉搜索、惡搞揶諷；一些“粉絲”容不得自己的偶像受半點委屈，而向批評者集體謾罵、潑污“黑人”，這樣的“偏激共振”顯然逾越了道德的底線，向“網絡暴力”演化。而在“年輕幹部提拔必有背景、寶馬撞人定是為富不仁”的標簽化指向下，這種不求真相、只求“需要的真相”，然後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很可能變成一種“多數人的暴政”，對社會的和諧互信與穩定造成傷害。

　　分析多數“偏激共振”事件，那些非理性、極端化的表達之所以引來共鳴，既有認知的原因，更有情緒的驅動。快速變化的外部世界與呼嘯而來的海量信息，往往讓人們産生強烈的不確定感，對於信息蜻蜓點水的快讀與不求甚解的誤讀，極易讓人得出以偏概全的判斷。另一方面，焦慮、迷茫、同情弱者、懷疑社會……社會轉型期的這些典型社會情緒，也驅使著一些人以先入為主的立場，“選擇性相信或不信”，不加分辨地對一些偏激觀點推波助瀾。

　　這也啟示我們，消除“偏激共振”，固然有賴於相關部門在增強公信、保障民生方面做得更好，讓人們的幸福感更多、焦慮感更少；作為傳統媒體和網絡把關人，面對眾聲喧嘩的輿論場，同樣不應棄守自己的責任和擔當。

　　試想，假如在針對大型化工項目的洶湧質疑中，我們的權威媒體能及時介紹國外類似工程的安全性，澄清公眾的誤解和恐慌；設若在類似藥家鑫案的一邊倒眾議前，主流媒體能深入採訪相關知情者、當事人，防止某些人製造放大衝突對立、誤導公眾；如果報道“八毛門”的眾多媒體中，能有人及時冷靜地核實，向當事的另一方了解情況，而不是偏聽偏信一方之言，又如何會誘發那麼多極端情緒，造成醫患雙方那麼多不必要的傷害？

　　從物理學的角度講，消除共振的最有效方式便是錯開振動頻率。這一原理對媒體輿論引導頗有啟發。主流媒體若能做網絡輿論的冷卻器和分流器，主動提供“多維的視角”，全面呈現“複雜的真實”，讓固執的偏見不致膨脹；巧妙鋪設“導流明渠”，注重公眾心理撫慰，對宣泄的情緒進行“整流”；用心傾聽“沉沒的聲音”，將“沉默的螺旋”有效激活，“偏激共振”的概率就會少一點，理性平和的聲音就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