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廣東省委、省政府要求，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近日發出《關於進一步精簡文件、會議的意見》，就力戒形式主義、克服繁文縟節，進一步精簡文件、會議有關工作提出意見。(2月27日《南方日報》)

　　文山會海廣為社會詬病。針對這一頑疾，近些年來，從中央到地方都推出了不少整治措施，但收效依然不能讓人滿意，更多的時候是“整頓像陣風，過後又落空”。與其他地方不同的是，這次廣東治理文山會海實行的是“數字化”：規定省委、省政府一年發文一般不超過多少個；每個文件的封頂字數是多少；全省性工作會議的參會人數與會期也都有明確的量化。這樣“數字化”的規定，不僅讓公眾看到了整治的“剛性”，也便於各級各部門遵照執行，應當説是個不小的進步。

　　但仔細閱讀這份《意見》，依然會發現一些漏洞。一方面，文件中多用“一般不”、“原則上”、“除……外”等措詞，一項規定不能對所有事件、所有人予以約束，其實際意義必將打折扣。另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懲罰和約束措施。誰來保證這些規定的落實，違反這些規定又會受到怎樣的處罰，《意見》中僅僅提到：“各地各部門要嚴格執行本意見，並結合實際制定具體辦法，認真組織實施，確保取得實效”。缺乏問責的規定，在執行中難免走樣變調。

　　這些漏洞僅僅是筆者在《意見》中挑刺。早在1964年，中央就提出“任務多、會議多、文件多、表報多”和“精簡會議和文件問題”。近半個世紀了，為何文山會海始終難以走出治理“怪圈”？這恐怕就不是“數字化”整治就能回答的問題。應當説，不論是“無會周”、“無會月”，還是“數字化”發文，這些各地創新的治理舉措，都非長效機制，實施效果受限于領導變更、上級機關等多種因素，短期施行易、長期堅持難。

　　也是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意識到“文山會海”給政府政策帶來的負面影響。在福特總統的提議下，國會專門成立了一個關於聯邦政府文書工作的調查委員會。這一調查委員會最終得出的結論是，聯邦的文書工作花費了每年大約1000億美元，每位公民每年為此支出500美元。在社會輿論的巨大壓力下，1980年，卡特總統簽署了《文書削減法案》，從此在美國文山會海難覓蹤影。追求“法治”和側重“人治”的不同做法，導致了截然不同的治理效果，值得我們深思。筆者認為，與實行“數字化”治理相比，經過這麼多年的實踐，我們完全可以通過法定程序，將“文山會海”治理成果法律化，最終建立起符合時代發展的會議制度和發文制度，這才真正點中了文山會海的“死穴”。

　　(來源:中國江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