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避制度只是諸多約束公權力制度中的一個，它只能努力在這些領域和渠道防止公權力謀私利，而在其他領域和渠道則有賴於其他制度的建樹。

　　在古代，“舉賢不避親”。在當代，官員要避嫌。這一避，讓出的是社會進步。對於公權力來説，建樹嚴格的回避制度尤其緊要。

　　15年前，國家即初建了這種制度。時過境遷，制度的不適應加速顯現。原因在於，公權力為自己和親人謀利的手段、方法、渠道已是花樣繁多。不從制度上加以規約、細化，不僅會損害社會公正，也會損害公權的公信力。當人們認為公權力已成謀私利的工具，公權力又該如何自證清白？

　　或許正是這樣的大背景，催生了相應的制度規範。近日，中組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聯合發佈《公務員回避規定(試行)》。顯然，新規不僅比1996年的“任職回避和公務回避”辦法新增了“地域回避”，更在具體細則方面切近了具體實際。這表明，公權力在努力從制度上捍衛公正與公信。

　　本來，夫妻之間是上下級關係、在自己的老家當一把手、兒子應聘父親招聘一類的事情，即使你絕對清白、秉公做事，也難讓公眾信任。你就是有十張嘴也説不清，越解釋就是越掩飾，結果就常常變成“鬼都不信”，除了使官員和政府部門的公信力急劇下降之外，別無長處。還不如乾脆主動、自動回避，“瓜田李下”之嫌就難有市場。

　　然而，即使制度上有嚴規，從政倫理上有明約，道理上也很淺白，卻屢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在一些公務活動中視“回避”如無物。近些年此起彼伏的“蘿蔔招聘”即是不講回避的實例。

　　由此看來，回避制度要真正在現實中起效用，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然而，即使嚴格地施行了，若無其他制度同時進行規約，結果又會如何呢？如兩官員相商，你把我兒子招進去，我為你辦一件事，完全符合回避制度，卻達成“共贏的美事”。可見，在一些官員那裏，還巴不得有回避制度來遮蓋呢。

　　回避制度只是諸多約束公權力制度中的一個，它只能努力在這些領域和渠道防止公權力謀私利，而在其他領域和渠道則有賴於其他制度的建樹。但從總體上看，在這些制度不斷健全之後，公權力暗箱操作的空間會不斷被壓縮，其腐敗的難度和成本也會逐漸加大。不過，如何讓公權力的手變得規規矩矩，仍是難題，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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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特約評論員喬子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