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塑令”、“禁煙令”、“手機實名制”等身邊難以執行的“尷尬”禁令表明，很多社會領域的治理本質上是依靠合作、認同，而不能單純依靠“禁止”。

　　據新華社報道，農貿市場上免費贈送的超薄塑料袋，代售點裏隨便可買的“無名手機卡”，室內公共場所裏趕不走的煙民……回顧有關部門制定頒布的“限塑令”、“禁煙令”、“手機實名制”等，有的從誕生之日起就沒有真正執行過，有的風光一時就漸漸乏人問津。

　　和民眾生活息息相關的禁令難以執行，並不令人意外。而一些政府部門出臺限制性的政策，固然有環保、健康等良好的動機，但是，如果這些政策的目的是要一下子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常常就會碰上“軟釘子”。

　　相對於這些禁令，習俗對人們行為的影響或許更大。人們按照某種方式生活了很多年，要是一下改變，很難。另外，習俗並不只是影響普通的民眾，也同樣支配著執法者的行為。

　　或許不難想象會經常出現這樣的場景：一些本來應該負責查抄塑料袋的執法人員，其本人或家人去買菜的時候，又會坦然使用菜販提供的塑料袋；一些本來應該負責落實禁煙令的執法人員，一旦脫下制服到了酒店，也照樣吞雲吐霧，旁若無人。

　　當然，這並不是説，人們的一些生活習俗就是好的。從道理上來説，使用塑料袋很不環保，公共場合吸煙影響他人健康，也很不文明，這些或許應該歸為“陋習”。不過，也要承認，即便是“陋習”也是“習俗”，改起來也非常困難，是不可能靠一紙禁令就讓眾人成了“新人”。另外，如手機實名制、購刀實名制等“禁令”如果不顧客觀條件“一刀切”地執行，也缺乏社會認同。這樣的禁令當然會遭遇民眾的消極抵制。

　　更何況政府部門的執法力量有限，一些政府部門的行政效率也不高。如一些基層部門，食品安全這樣的大事還抓不好，又怎麼能奢望他們去管菜販們是否使用塑料袋？手機卡實名制、禁煙令，也存在著有令不管的問題，禁令出來了，卻沒有人去監督、執法。不管怎樣，結果還是把實施禁令的責任推給了社會，要靠商家、消費者自覺執行。最終還是要看，民眾在多大程度上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和行為方式。

　　這也再次表明，很多社會領域的治理本質上是依靠合作、認同，而不能單純依靠禁止。人們在認同與合作的基礎上形成共同遵守的規則，在此基礎上形成制度與法律，並進而改變習俗。中國傳統法家也講法制，可是，缺乏民眾認同，而是體現權力意志的法制，其本質是管制，而靠管制很難管出一個好的社會。

　　所以，政府部門要推動禁煙、限塑，比簡單地出臺相關禁令更應該做的是，通過各種傳播渠道讓民眾了解室內公共場所吸煙是對他人權利的侵犯、使用塑料袋會造成怎樣的環境破壞。只要這些理念深入人心，人們同意實行這樣的禁止類的法令，那麼，執行起來恐怕也就不會那麼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