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把發達社會的廉潔標準帶入中國。這些標準令中國人耳目一新,但用它們來衡量,很多中國官員的行為不達標,整個中國社會也不合格。輿論的要求越來越嚴苛,與中國的現實尖銳衝突。這將製造無數糾結和痛苦。除了真正的貪腐者,還將有很多未必人品很壞的人因為被輿論“抓了典型”,成為中國向廉潔社會前進的“祭旗者”。

　　中國是人情社會,也是權力比較集中的國家。兩者疊加,造成官場腐敗和社會上的“不正之風”都挺嚴重。儘管腐敗並未嚴重影響中國社會的效率,但發達社會的廉潔對照極大刺激了中國的輿論,腐敗已成破壞公眾對國家未來信心的頭號殺手。

　　要求輿論對腐敗給予一些寬容是不現實的,對腐敗“零容忍”尤其是互聯網的天性。但腐敗在現階段又的確是消滅不了的,這個矛盾將製造社會情緒的反復發作,擾亂國家政治生活本應有的節奏。

　　中國只會朝著廉潔社會的方向走,即使是有些激進的輿論,官方也必須適應它的倒逼。發達社會有些官員因為某個在我們看來不大的廉潔過失而下臺,這種情況將會逐漸在中國上演。

　　中國官方必須有強烈的緊迫感:促廉綜合改革對國家已是頭等重要的。由於目前打擊腐敗的措施達不到社會期待的效果,在體制和社會的深處做出更多調整,已勢在必行。

　　中國全社會的中上層相當普遍地存在“灰色收入”和“灰色生活”的問題,中國人實現利益的“陽光化”程度不高。各種規章很嚴格很理想化,但執行率很低。每一個職位有不同的“含金量”,附帶著不同的“潛規則”。這些直接腐蝕了廉潔環境的問題,多得幾乎理不出頭緒。

　　但官員的生活必須從“潛規則”中走出來,朝著“完全透明”前進。對腐敗行為的打擊應當毫不留情,但與此同時,中國社會也應認真建立官員實現個人利益的合法途徑,比如考慮給他們與其貢獻相稱的高薪等。“高薪養廉”一直面臨爭議,它未必是反腐敗的充要條件,但它很可能是必要條件之一。

　　提高官員們的合法收入和待遇,需要很多前提,但每一個都不容易做。比如透明就需要不斷推進,公眾的清醒和理性也需不斷提高。廉政既是官方的事,也是全社會的事。準確地説,它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重大轉型。社會需要參與監督,也參與共識的形成。

　　官方應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設計官員利益框架,必須看到,它在各經濟體是不同的。比如美國的“旋轉門”潛規則已經公開化,並得到社會的認可。亞洲的新加坡和香港則“高薪養廉”,高的程度即使在歐美社會也很難被接受。

　　廉潔問題涉及每一位官員的切身利益,不是靠思想教育和政治動員就能解決的。亞洲“民主國家”的嚴重腐敗現象告訴我們,民主也非制止腐敗的特效藥。對付腐敗只能靠綜合治理和改革,這很繁瑣,遠沒有抓貪官、殺貪官痛快,卻是唯一之路。

　　清除腐敗肯定比縮小地區及貧富差距還要難做得多,因為它不僅要解決制度的問題,還需端正人心,包括官員的心和公眾的心。一旦過了這一關,中國前途無量。

　　(來源: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