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2月22日刊載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 羅伯茨文章《歐洲走進歷史死衚同》，主要內容如下：

　　沒有什麼是不可避免的。整部人類歷史都證明了一點：許多人類社會好像正朝著一個看似確定的目標前進，結果卻偏離正軌走進了死衚同，有時幾十年，有時甚至長達幾個世紀。既然如此，我們為何還是認定歐盟(EU)經濟最終恢復顯著增長是不可避免的呢？

　　希臘經濟上季度萎縮7%，而儘管英國財政大臣喬治 奧斯本(George Osborne)付出了勇敢的努力，穆迪(Moody's)還是威脅要降低英國的信用評級。這些消息應該讓我們重點關注一下傑裏米 邊沁(Jeremy Bentham)、約翰 斯圖爾特 密爾(John Stuart Mill)、卡爾 馬克思(Karl Marx)和安東尼奧 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思想。因為正是這些輝格黨的主要思想家和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學派向人類灌輸了以下觀念：人類正在朝某個方向“進步”，向未來某個積極的既定目標前進。在經濟學中，這種觀念就體現在這樣一種假定上：經濟增長是一種定數，幾乎可以説是天賦人權。我們經常理所當然地將經濟增長視為人類處境中的一部分，認為它是常規，而非例外。如果托馬斯 麥考利(Thomas Macaulay)、弗裏德里希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及其他歷史決定論者是正確的，那麼我們還會遭遇一個如此痛苦的20世紀嗎？

　　過去的三分之二個世紀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具代表性，大環境罕見地有利於增長。歷史上還從未有過在如此之長的時間裏，沒有兩個強國交戰的時期。美國是創新和領導力的發動機，與之相競爭的是東山再起、充滿自信的日本。匯率基本上沒有受到干預。中國還在韜光養晦。以歷史標準衡量，糧食和能源價格都很廉價。總體來説，貿易和市場（在西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人口總量增長，但處在可控的範圍內。利率助長了放貸，歐洲各國之間和各國內部的競爭，也創造出了亞當 斯密(Adam Smith)曾經預言的財富。

　　今天，強國間仍維持著和平──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按照任何歷史標準衡量規模都算小的，而按照傷亡人數，在戰後發生的衝突中也只能排第20位左右──可是經濟增長的其它前提，都已經不再以同樣的形式存在了。那麼為何政客、商業領袖、媒體編輯和其他決策者仍然想當然地認為，我們仍然能夠抓住增長的“聖杯”？我們為什麼仍然被不理性的輝格黨主義樂觀情緒所控制？

　　更有可能的情況難道不應該是，我們其實已經進入了一個典型的歷史死衚同？就像1683年至1923年的奧斯曼帝國（奧斯曼帝國也曾遇到過希臘目前的問題）、17世紀的神聖羅馬帝國、17世紀至18世紀的西班牙帝國，或者短暫的奧匈帝國那樣。這些帝國都曾經歷過常常持續幾十年的遲緩增長，就像另一個失敗的帝國──前蘇聯──在有生之年的大多數時候所經歷的那樣。即使是羅馬帝國，也曾經有250年的時間停止了領土擴張和經濟增長，只是原地踏步，而誰都不能把今天的歐盟與羅馬帝國相提並論。就像讚美詩裏告訴我們的，“地球上最榮光的帝國都必將消亡”。但如果沒有明顯的外部威脅，從興起到衰亡可能會有很長的間隔。

　　(來源:新華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