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子軍

　　短短幾年間,到過多個城市,做過多種工作,長的幾個月,短的一星期……目前,在農民工群體中出現了旅遊式打工的現象。“旅遊”打工、打工旅遊,到底有何不同?他們頻繁更換工作為哪般?對個人、對社會、對企業有何影響?(2月20日人民日報)

　　旅遊式打工、打工式旅遊?這聽起來真美,真有誘惑力,新時期的農民工,農民工二代們,真的好幸福啊,他(她)們不斷地更換打工城市,飽覽各地風光勝景,如此閒情逸致,怎能不叫人艷羨不已!

　　然而,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難發現,旅遊式打工的現象不是沒有,但只是、也只能是極個別的現象,更多的則是因為不滿足於低待遇,不得已更換打工地,這一短工現象背後,一方面暴露出農民工依舊不容樂觀的權利生態；另一方面,無疑也折射出難以融入城市的農民工群體內心的焦慮和躁動。所以,所謂“旅遊式打工”,絕對沒有什麼可讓人羨慕之處,有的只是無奈的痛苦和辛酸。　客觀地説,近年來,農民工的收入水平有所提高,勞動環境、條件也有不少的改善,但是,在教育、養老、住房、醫療等方面的現實壓力面前,大多數仍然表現得捉襟見肘,省吃儉用依舊是一種常態。旅遊觀光,恐怕不但經濟方面不允許,而且都沒那個精力,由此,農民工群體業餘文化生活貧瘠才備受關注。

　　“旅遊式打工”顯然複製了“休假工治療”、“維修性拆除”等時髦語,大家其實都心知肚明,美化式的修辭背後,無不隱含著某種不堪或者難言之隱。農民工不像打工像旅遊,形象地説明打工收入、勞動關係等方面權利生態之脆弱。如何從政策、法規、制度層面,讓農民工群體不再在城市邊緣旅遊式漂泊,無疑是政府和社會的當務之急。否則,“旅遊式打工”的説法,可能會誤導人們産生錯覺和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