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相關負責人表示，居住證政策有望今年出臺。與目前採用的暫住證不同，屆時，流動人口將可憑藉居住證享受相關公共服務，相關部門也可更詳實地掌握流動人口的數量、工作等情況。據悉，早在2009年，北京市就曾探索實施居住證制度，但並無實質性進展。（2月19日《中國青年報》）

　　基於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之考慮，只有個體能夠享有大體均等的公共服務，社會才可能和諧穩定且活力四射。從這個意義上講，“暫改居”只是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第一步。但是，僅僅是這第一步，看起來也是困難重重，因為這是一個“兩難”的選擇：“暫改居”的目的是，逐步讓流動人口獲得與常住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務。可如果城市因此在短期內人口膨脹，邁向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就可能

　　變得捉襟見肘。這一矛盾，在已經集中諸多大量優質資源的“超級城市”顯得尤為突出。

　　如果將流動人口也納入均等化的公共服務體系，並要維持福利水平不變的話，公共財政的支出就要相應大幅上升。北京的例子説明，福利水平越高、均等化進程越快，當地就越不堪重負，因為優質社會資源越集中的地方，其吸引人口流動的磁鐵效應就越強。這樣的擔憂是現實的集中反映。即便北京市將流動人口納入公共服務均等化體系的進程舉步維艱，也絲毫沒有妨礙到其集中太多優質資源而産生的磁鐵效應。可以想象，如果流動人口所能享受的福利水平提升，肯定會有更多的人涌入。

　　不斷攀升的人口總量，會使得如北京這樣的城市，出現越來越廣泛的“城市病”。但是，應該清楚，這不是城

　　市推行針對流動人口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帶來的弊病，而是非均衡發展“惹的禍”。由於我們的社會，普遍存在按照權力等級和順位來分配資源的問題，越是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就越能分配到更多的社會資源，並且承載著越來越多的社會功能。

　　非均衡的資源分配，所帶來的必然是線性的人口“單向流動”。一個社會資源密度越高的城市，必然是一個人口密度更高的地方。這種情況下，即便流動於斯的人能夠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務，也要承受各種越來越不宜居的苦楚。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不改變愈演愈烈的非均衡發展趨勢，僅由人口輸入地通過自身努力來解決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其結果只可能是“剪不斷，理還亂”，在“兩難”中走向“更難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