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執浩

　　“詩是吾家事，文傳世上情。”在一首給兒子的五律中，杜甫這樣寫道。現在看來，與其説他是在提醒兒子，不如説是在暗示自己。這個生長于盛世年代裏下層官吏家庭的後代，也曾有過優裕富足的少年和青年生活，“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但個人的命運終歸被鑲嵌在時代的縫隙之中，是裂為齏粉，還是成為見證時代的化石，卻需要各種機緣，更需要個人具備洞悉命運的能力。而杜甫恰恰是這樣一個人。

　　杜甫的一生經歷了唐玄宗、肅宗、代宗三任皇帝，這正好是帝國由盛轉衰的急劇變化階段。如果説開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貢舉落第的失敗對２３歲的青年杜甫的人生影響不大的話，那麼，天寶六年（７４７）的再一次科場“蹭蹬”則改變了他的未來，因為時代已經改變，國已不再是理想國，家已淪為窮頓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早已變成了笑談。杜甫不得不在種種冷遇中困居長安長達十年，之後他幡然醒悟，“致君時已晚，懷古意空存”。與同時代的詩人王維、李白不同，杜甫秉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傳統，即便是在流亡顛沛之中，他仍然要“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他的忠誠感動了肅宗，被授予左拾遺之職。在這個職位上他僅僅待了不到兩年，便因言事觸怒皇上，被放還探親。７５９年，已經４８歲的杜甫，到達長江上遊的成都，開始他人生最後１０年“漂泊西南”的生活。大歷五年（７７０），杜甫滯留潭州（今長沙），以舟為家，于衰病愁苦、孤寂辛酸之中，寫下生平最後一首詩《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在了解了杜甫的生平後再重新打量“家事”一詞的內涵，我們不難理解，在杜甫那裏家與國始終同體，須臾沒有分離過。身處亂世，世相亂而身心不亂，他沒有像王維那樣信佛，也沒有像李白那般好道，杜甫選擇了一條忠誠于自我命運的道路，而這條道路一如卡夫卡筆下的“繩索”，將他五花大綁起來，押向生命的窮途，同時也將他拽向了那個時代的文學最高峰。

　　事實上，晚年的杜甫更多地詩寫著個人日常生活的困頓，他很少去為所謂的“宏大題材”去揪心，偶爾面向北面瞥一眼長安，這一瞥之下便流露出了無限的家國情懷，他總能將這些困頓消弭在身邊的山水人情裏，“自去自來樑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鉤鉤。”在如斯泥濘不堪的歲月，杜甫並非想刻意表述祥和，他只是用一種練達從容的心境去面對厄運的擠兌，並視這樣的擠兌為文學的養料，這樣寫作者的胸懷何其寬厚。杜甫的一生創作出了大量精妙無雙的詩篇，但他在文學上所遭遇的命運如同他在仕途上的命運一樣，甚至更為悲愴，直到中唐代時期他作品的價值才逐漸被發掘出來，及至晚唐，終於被尊為“集大成”者。

　　“百年歌自若，未見有知音。”在很多時候，在很多走投無路的夜晚，你都會聽見如此這般綿綿不絕的哀嘆與長嘯。杜甫的偉大之處就在於，他以一己之力改寫了一個時代的文學面貌，並重新確立一個國家的文學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