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川瀾

　　她是悉尼大學的高級講師，在英聯邦的大學體系裏，這是很高的職位了。

　　她研究國際法，在其領域非常有名，因此到本校來做學術交流一年。我受命課餘去做她的中文老師。

　　她五十多歲，個子不高，短髮非常幹練，金髮已褪為褐色，戴眼鏡，高鼻深目，長褲Ｔ恤，一副理想中的睿智知識分子范兒。

　　果然是，學得極快，無論語音還是漢字。雖説英文裏有句俗話，老狗難學新花樣，中文這麼難，但對她這種懂好幾國歐洲語言的人來説根本不在話下。我的教學因此十分愉快。

　　有天我去的時候，看到她開著窗戶和門，揮動著一件衣服在房間走來走去：“哎呀，今天你來得真早。抱歉，我剛抽了煙，怕你受不了煙味，所以……”我笑了：沒事，我也抽的，於是我們欣欣然地開始抽。她順便講起多年前坐日本航班的故事：坐在她周圍幾排艙位的日本男士不時看著她這個唯一的女士，大家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她十分不解，結果過了一陣，看到他們推舉出了一位男士，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説：請問我們可以抽煙嗎？她大笑：當然可以，我也抽的，於是滿座皆歡。

　　她吃素，因此我們一上課就學了“素食主義者”這個生詞：“你們中國人太喜歡請客吃飯，我得先告訴他們這個。”她飲食特別簡單，天天只是麵包，奶酪和雞蛋，生菜。她看起來非常健康，面色紅潤，走路如風，秘訣是：“我特意選擇住在一個島上，每天划船，再走路到學校。在這裡，我每天去湖邊散步。”

　　那時大學正興起合併之風。我的大學將變成一所超級大學。她談起來很憂慮：“我見過你們的校長，和他談過我們大學當年也做過同樣的事情，但其實會有很多問題，效率會變得很低。大學並不是因為大了才能發展，你看加州理工大學……”

　　她促成了我們學校和悉尼大學的交流，暑假的時候，她帶著中國的學生代表團去她的大學遊學。

　　“學生太多，我那幾天，天天給他們做公共汽車司機，回到家划船時，胳膊都抬不起來了。”她告訴我她那些天的工作。當然遠不止於此，她得幫助毫無國際經驗的中國孩子們參觀、實習，甚至告訴他們行走的方向，拿刀叉的姿勢。

　　有時我們也談起政治。“我研究國際法很多年了，説實話，覺得國家、民族這種概念太狹窄了，種族或者國家間的衝突是人類悲劇。我是世界主義者，不屬於哪個特定的國家。”

　　閒聊時我説自己快要結婚了──這對一直獨身到五十多歲的她來説仿佛不是個適宜的話題。下一次上課時，她送給我一條澳大利亞特産的蛋白石項鏈。

　　我時常想起她。她是那種典型的博學型國際人士的典範，言行舉止穩重理性，喜愛鄉村自然生活，對過激思想和行為反感，對人心又如此體貼入微，對種族毫無偏見，熱心助人，又有幽默感。我很愉快，她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