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株洲市房産局原産權處處長尹春燕，因受賄罪于日前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雙規”期間，她寫下了3300多字的悔過書，開頭即引用康德讚嘆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的名言。參與調查的當地紀委工作人員説:“尹春燕的悔過書是我見過的處級幹部中文采最好的。”對此，有評論認為，貪官悔過要“敬畏”而非“文采”。（2月13日新華每日電訊）

　　這篇評論強調，執掌公權的政府官員，最需要的恰非“文采”而是“敬畏”──將公共權力用於公共利益,敬畏法紀道德,恪守官德,真心執政為民。筆者認同這樣的分析。一名官員失卻了敬畏之心，即使他有最好的“文采”，即使他有很高的學歷，也會“敗給自己的大膽”，也難免走向歧途。

　　但作為一個貪官，事發之後的悔過書，要不要“文采”呢？我覺得這值得討論。

　　一個時期以來，隨著反腐倡廉建設的推進，反腐鬥爭的深入，相當一批大大小小的貪腐官員敗下陣來。其中，很多的貪官“進去”之後，出了交代犯罪事實之外，往往還有一個“任務”，就是用書面的形式悔過。是為悔過書。當然，貪官東窗事發，悔不當初，也是人之常情。這個悔過，可以是深刻的反省，也可以是深深的自責。但把悔過用文字表達出來，而且這樣的文字可能被當作腐敗案例，可能被公開披露進入公眾視線，也可能對官員開展警示教育的輔助教材。這樣的悔過書如果沒有一定的“文采”，幹乾巴巴，味同嚼蠟，它的警示功能又如何體現呢？

　　貪官的悔過書，就是一篇文章。貪官寫悔過書，也就是寫一篇文章。根本上，這該與寫作一般的文章，並無二致。它也講究文章的結構、順序、章法，它也講究詞語的運用、文采的適當和閱讀的效果。做到這些，哪怕是貪官，他也要調動自己所具有的文字組合能力和文章修飾能力。更重要的還在於，貪官悔過書一般都有“組織安排”的意味。悔過書能寫得好，有文采，也許會成為法院量刑的某種“參考”。但凡有一點文采的貪官，他都會在悔過書中體現出來。

　　在筆者看來，貪官悔過書中的“敬畏”必須有。這可以體現他悔過的深度與“高度”。“文采”也可以有。這也許從一個側面體現出他悔過的態度。比如尹春燕3300多字的悔過書。她能把康德的名言“有兩種東西，我們越是時常反復的思索，越是在心中灌注了永遠新鮮和不斷增長的讚嘆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律”，從記憶深處調出來，而且用在悔過書的開頭，也許就是她真心悔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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